何为“高炬”？这位人物在1966年5月8日《解放军报》发表的《向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一文中使用了此笔名。该笔名寓意深刻，一方面象征着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另一方面可能指代手持毛泽东思想的“火炬”，或是象征着“文化大革命”的“火炬”。然而，究竟其深层含义为何，唯有作者本人才能明了，我们无需过多揣测。
这个笔名究竟归属何人？与何人有所关联？在党史研究领域以及文艺界，大多数人认为这应是江青的笔名或化名，或者与之存在某种联系。以下将列举几个相关例子。
《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增订版），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1991年第二次印刷，第268页载述：
《解放军报》于8日以醒目版面刊登了江青秘密组织署名高炬所撰写的文章（内容省略）。
《文化大革命简史》一书，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1996年版本第86页记载：5月8日，《解放军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江青写作班底署名的文章《高炬》（内容省略）。
《江青传》一书中，由时代文艺出版社于1993年出版，第319页记载：五月九日，《解放军报》刊登了江青以“高炬”为笔名所撰写的文章（内容从略）。
《中国1966——风乍起》，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332、335页的内容不仅提及了“高炬”（江青的化名），更指出“高炬”这一名字并非在5月8日首次登场。书中记载，4月25日，《解放军报》刊登了高炬的《影片〈兵临城下〉是一株宣扬修正主义思想的毒草》一文，这是在江青操控下，以“高举斗争火炬”为标志的高炬——即由受其控制的写作团队组成的高炬——首次正式亮相。
《刘少奇传》中，载于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015页提及：五月八日，《解放军报》刊登了由江青策划并撰写，署名为高炬的评论文章（内容省略）。
诸多类似的观点亦不乏其例。显而易见，“高炬”可能是江青的别名（或笔名），亦或与之有所关联，这一点可以说是确凿无疑，犹如铁板上钉钉。但真相究竟如何，仍需进一步探究。
高炬所撰写的文章《向反D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中，关于“反D反社会主义的黑线”的表述，源自于1966年4月10日中共中央发布的文件——《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即由江青所提出。然而，5月8日《解放军报》刊登的《向反D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一文，署名“高炬”，实则与江青毫无关联。这一点，真正的知情者曾明确指出。
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光明日报》的总编辑穆欣同志曾言：“在五月八日，由《解放军报》与《光明日报》分别刊载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统一筹划与审定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作者：高炬），以及《擦亮眼睛，辨别真假》（作者：何明），其中何明为关锋的化名。高炬的文章实际上是由《解放军报》编辑部所撰写，作者临时使用了这一笔名，其寓意在于‘高举毛泽东思想的大旗’。部分书籍中提及此笔名为‘江青’或称文章由‘江青主持撰写’，实则并不准确。彼时江青尚在上海，直至七月二十日方返回北京。”
穆欣同志的观点切合实际。然而，其中有两处表述略显不妥，首先，关于所谓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鉴于5月8日之前该小组尚未由中央正式公布成立，因此提及“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统一部署、审定”的说法，或许需要进一步核实，是否应更正为“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其次，关于“临时使用了”高炬这一笔名的说法，亦不准确。正如先前所述，4月25日《解放军报》已发表过署名“高炬”的大批判文章。据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回忆，他对“高炬”文章的写作与发表过程了如指掌，他也明确指出“高炬”与江青并无任何关联。
最终而言，整篇文章与她有所关联，而“高炬”则与之无涉。
回顾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是全面启动“文化大革命”的标志性会议。会议通过了《五一六通知》等“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林彪还发表了关于“政变”的“五一八”讲话。会议由刘少奇主持，而毛泽东因在外地未能参会。关于江青是否出席了此次会议，多部著作如《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增订本）》、《“文化大革命”简史》、《江青传》及《史无前例的年代》（人民日报出版社2001年版）等均一致指出，共有76名中央政治局委员及相关负责人参会，其中包括负责起草“文化大革命”文件的江青、张春桥、关锋、戚本禹等8人。据此推断，江青确实参与了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这一事实已被确凿无疑地证实。
实际上，情况并非如此。正如原中央文革成员穆欣所述：“江青当时正居于上海，直到七月二十日才抵达北京。”那么，为何那些权威或非权威的书籍均声称江青出席了此次会议？难道是名单上误列了她的名字，而她本人并未与会——事实确实如此，当时江青身边的几位工作人员（包括护士、厨师、服务员等）均能作证。
1966年7月20日，江青重返北京，随即与陈伯达、康生等一众要员，频繁出入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广播学院等学府，煽动“文化大革命”的狂风，点燃“文化大革命”的火焰。八月初，她参与了八届十一中全会，该会议旨在全面发动并进一步深化“文化大革命”。在此期间，自8月18日至11月26日，毛泽东先后八次接见了红卫兵，江青均参与了其中。根据相关资料，12月份，江青要么接见这一造反派，要么接见那一造反派。结合阎长贵所述，他在1967年1月9日至1968年1月9日期间担任江青的秘书，亲身经历了这一时期。由此可以确信，从1966年7月20日至1968年1月，江青未曾离开过北京半步。
在1967年这一年中，江青未曾踏出北京半步，整整365天，这在她自1949年3月随毛泽东迁至北京以来，实属罕见，或许更是前所未有的。对此，凡是对江青的生平有所了解之人，以及与她日夜相伴的工作人员，无不感到惊讶不已。
江青的年度行程有何规律？据长期与她共事的同事所述，江青每年有半年的时间居住在外地，有时甚至长达七八个月。通常在国庆节过后（有时甚至国庆节前）便会前往广州逗留，随后转至杭州和上海，直到五月或六月才返回北京，停留时间不长，接着又前往北戴河。从北戴河归来后，国庆节过后再次南行，其生活轨迹宛如候鸟般，几乎年年如此。唯独在1967年，江青留在了北京，未曾外出。这一异常情况，周围的人均有目共睹，内心亦有所感触；至于背后的原因，则令人深思。
阎长贵回忆道，在他担任江青秘书的整整一年间，未曾乘坐过任何专机，也未乘坐过专列，更未曾目睹她在异地的豪华住所。在1967年，江青的活动范围主要局限于人民大会堂、工人体育场等地，进行会议和会见活动，其居住地则始终保持在钓鱼台十一楼与中南海的丰泽园之间，形成了一条“两点一线”的固定轨迹。
大约在1967年6月，江青的身体状况不佳，身边的同事纷纷劝告她，提醒她不要过于劳累，务必注意劳逸结合，保持充分的休息。阎长贵在劝慰她时，她回应道：“主席也曾指示我到外地休养一段时间，并告诉我，别以为没有我在地球就无法运转；瞧瞧这些事情，我怎能轻易离开？”当时，阎长贵期盼着江青能够暂时离开北京，他也有机会随她一同乘坐飞机，到各地去一探究竟。然而，江青在1967年始终未曾离开过北京。
据江青身边工作人员讲，在１９６７年，江青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许多。在过去，她常要工作人员陪她打扑克。打扑克，她只能赢，不能输；如果遇着强的对家，如不让着点，她就可能输，但让着她又不能够出破绽，否则她也会发脾气。汪东兴、张玉凤、徐涛、吴旭君等任顾问、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编《毛泽东遗物事典》（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编：《毛泽东遗物事典》，红旗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４４０～４４１页）说：“江青打扑克的兴趣甚浓，但缺乏应有的牌场风度，动不动就摔扑克，发脾气，弄得与她打牌的人很不愉快。毛泽东就此规劝过江青，无奈收效不大。”这可能是事实。在“文革”前（以及“文革”中），江青爱养猴子、弄狗，说猴子“最富有人情味”，狗“很忠实于主人”等等，往往在广东买，带到北京来玩，玩腻了，就送给动物园。
在《江青与她的机要秘书》一书中，林青山第75至76页处虚构了江青在健身房锻炼的情景，描述道：不知是何风起，那日午后，江青笑容满面地唤来小阎：“跟我来健身房，帮我处理些事务。”小阎心知肚明她所指的是何事，于是迅速放下手头的工作，跟随她来到了健身房。这间健身房非同凡响，它是专为外国元首、政府首脑及各国贵宾所设。其面积达六七十平方米，宽敞明亮，设施奢华。双杠、单杠、吊环、台球、乒乓球……一应俱全，宛如一个小型体育馆，设备齐全。
“你这么年轻，怎能如此无能？连个球都捡不利索，你真是个不称职的秘书。”小阎汗流浃背，咬牙坚持，以百米冲刺的速度为江青捡球，紧接着又飞奔至张春桥处继续捡球，仿佛在为江青和张春桥两人比赛，独自一人承担起重任。
幸而！张春桥“解围”于小阎，江青意图彰显女性超越男性的气魄。她步步紧逼，主动发起攻势。起初，干瘪瘦弱的张春桥尚能勉力应对。然而，随着战局的发展，他渐渐只能招架，无力反击。最终，连招架之力亦告耗尽。他汗流浃背，气喘吁吁，宛若败军之将。他笑着对江青说：“我认输了！”他举起双手，表示：“我甘愿认输，举手投降。无论是体力还是技巧，我都无法与你匹敌！”他们边说边笑，一同步入休息室。
“今天你真是累坏了，一个对手我都已应付不来，而你却要面对两个，这确实够你受的。”小阎微微一笑，并未出声。
阎长贵回忆称，他并不清楚钓鱼台是否设有此类健身房，至于打球一事，更是无从得知。在1967年1月之前以及1968年1月之后，即他成为江青秘书之前和被她辞退之后，江青是否曾在这样的健身房进行活动，他一概不知。然而，有关1967年江青携阎长贵一同前往此类健身房活动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值得一提的是，林青山所编造的这段故事，实际上是从一本名为《“二月逆流”》的书中剽窃而来（春风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86至89页），该书并未提及阎长贵的名字；阎长贵的名字很可能是林青山在抄袭过程中擅自添加的。
1967年，江青除了处理“工作”和参与会议之外，她的业余时光主要花在了哪些活动上？据阎长贵所述，他所目睹及亲历的，主要是观赏戏剧和电影。当时在人民大会堂的小型礼堂（有时也在天桥工人俱乐部），样板戏的演出接连不断，江青频繁光顾，或许正是她亲自安排或为她的观赏而特别演出。无论是在钓鱼台还是中南海的丰泽园，只要夜晚没有会议，她便会观看电影，据说这已成为她的一种“工作习惯”。
因此，警卫人员与护士的职责之一便是精选影片。每日午餐时分，他们需列出数部影片的名字，呈送至江青处供其挑选。选定后，需通知相关部门安排影片的送递与放映事宜。在钓鱼台，影片于十七楼的放映厅播放；而在中南海，则是在春藕斋中观看。观影过程中，有时会邀请陈伯达、康生或戚本禹等人物莅临，亦或是一次性邀请多位要员同至。若无人前来，则仅有身边的几位工作人员陪伴江青一同观影。
有说法称是100万美元，另一种说法则是50万美元，具体金额不得而知。一个区区门诊医生竟声称自己见证了所有大事，这本身便是不可能的。至于林青山是否收取了报酬，则不得而知。
1967年，江青曾多次向身边的人强调，自己已成为“政治化”的个体。观察她的实际行为与表现，的确无懈可击，宛若一位真正的“政治化”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