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将帅中，出任大军区司令员一职的人数有限，列举部分人物包括：邓萍、杨武成、杨志德、杨英勇、陈联合、王茂盛、张志远、贺炎炳、陈道路、黄廷新、曾玉思、许友世、韩楚先、叶飞翔、皮均定、秦伟基、梁初兴、郑山维、王成必、丁兴盛、张华国、黄胜永、李德忠、刘振、尤忠太、杜德义、聂智凤、志向守、王汉诚、江辉拥、张秀铚、吴华克、谢治富等。
通常情况下，从大军区的领导职务上退休后，应当能享受到相当优渥的生活条件，然而有这样一位退休人员，其晚年经济状况却颇为困窘。他每月的生活费用仅有150元，每当生活陷入困境时，都需要依靠昔日部下的援助来维持。
此人究竟是何方神圣？
这位人物是丁盛将军。
丁盛是四野中一位擅长攻坚的将领，于衡宝战役期间，他指挥一个师成功消灭了白崇禧麾下的精锐部队“钢七军”。这一壮举令丁盛声名鹊起。
新中国成立后，他参与了抗美援朝战争、西藏的平叛行动以及对越自卫反击战等多项军事任务。至1964年，罗瑞卿选中了他，并安排他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担任副司令员的职务。这一任职决定是通过成都军区的领导传达给他的。
生产建设兵团的核心职责在于生产活动。对于具备军事指挥背景的丁盛而言，这一安排似乎存在一定的挑战，他不禁疑问，自己去了能做什么？毕竟，他对农业生产和管理工作一无所知。被分配到这样的岗位，丁盛心中颇有不满。这种不满情绪，最终导致了他对即将上任的职位持抵触态度。
成都军区负责传达了相关指令，是否接受任职则由他自行决定。他内心并不愿意前往，但个人意愿在此事上并无决定权，最终仍需赴京面谈。在全军人事任免工作中负有职责的总政部副部长徐立清接见了他，通过列举事实、阐述道理来进行沟通。
基于生产建设兵团的现状，六十多岁的司令员陶峙岳主要担任名誉职务，实际工作多由政委及副司令员承担。总政部对生产建设兵团的领导团队进行了调整，除了保留丁盛的职位，还任命裴周玉为兵团政委，李荆山则出任主任一职。
徐立清劝说无果后，由负责军委日常事务的贺老总出面交谈。此番对话后，丁盛开始权衡利弊。尽管他内心依旧抗拒，但考虑到军委副主席已亲自过问，一再推脱的后果显而易见。
生产建设兵团的主要管理者往往直接从外部调任，这一做法在兵团内部引发了诸多不满。许多人在兵团建设中付出了大量努力，质疑自己及同事的能力是否真的不足。兵团内部并非缺乏人才，因此外部干部的调入让人费解，这一决策还间接加剧了内部的不和谐氛围。这些不满情绪最终集中体现在对丁盛的影响上，使得工作协作变得不那么顺畅。
丁盛心中充满不悦，原本并无出席之意，却不料到场后面临诸多阻挠。如此，他也顾不得许多情分，决定对生产建设兵团实施整改措施。
1968年，他从北京被调往广州军区，担任副司令员一职，随后接掌司令员工作。在少将群体中，他较早地成为了大军区司令员，职业路径颇为突出。其任职经历涵盖了广州军区与南京军区。到了1977年，因受到某些事件的影响，他退出了领导岗位。
到了1982年，总政治部向他传达了指示：你已退役，将享受团级干部的待遇，每月会发放150元作为生活费。在就医方面，会提供交通保障，并且医疗费用将按实际发生额报销。
150元人民币的用途有限，仅能勉强维持个人的基本生活开销，在20世纪80年代初并不算特别微薄，因为当时许多工人的月薪仅数十元。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150元变得越来越不够用。尽管后来有所增加，比如增加了50元，但与20世纪50年代某些少将的工资相比，仍然偏低。
至1990年，他着手为自己过去所受的不公寻求昭雪，迁居至北京并租屋而居。昔日54军的战友们闻讯，纷纷伸出援手，时而携来柴米油盐，时而馈赠肉食蛋品。在京居住的数月间，他的生活开支仅限于房租，别无他项。
随后，丁盛利用身体状况尚佳的时机，开始了他的旅行，足迹遍布成都、昆明、北海、武汉、南京及海南岛等多个地方。每到一处，他都受到了昔日部下的热烈欢迎。有些人虽未曾谋面，但一听说是54军的老军长丁盛来访，都倍感亲切。丁盛夫妇的行程被部下们安排得井井有条，无需他们费心。从昆明启程前往海南岛，一路上都有人接送，就连乘坐飞机的机票也都是部下们代为购买。
到了九十年代初期，丁盛的经济状况确实较为紧张。他外出时，通常会选择乘坐火车。这一点，他的老部下们都很清楚。有时，他们想帮助他，给他钱，但他往往婉拒。于是，部下们便会为他购买飞机票，以此表达自己的一份心意与支持。
1995年，广州军区干休所向他发出了正式通知，表明军队同意接纳他加入。这一决定让他的生活待遇得到了显著提升，该状态一直持续到1999年他去世为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