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世友斥责文革造反派：
敢抓我我就开枪
1964年1月，京西宾馆的筹备工作正式展开，对外公布的名称为“八一饭店”。其设计初衷是为军队招待所，专门用于接待来访的国外军事代表团以及军委内部会议，并未对外开放。同年9月1日，饭店的一期工程顺利竣工，并于9月14日正式对外营业。当时担任军委秘书长的罗瑞卿，考虑到其地理位置的便利，将其命名为“京西宾馆”。
京西宾馆算不上富丽堂皇，却高大宽敞。事实上，这处宾馆隶属于解放军总参谋部，随后演变成为中央高层就重大问题进行讨论与决策的关键地点，其政治地位与人民大会堂、钓鱼台、北戴河等地相提并论。“文化大革命”时期，它还被赋予了特殊的使命：成为所谓“走资派”的避风港，众多遭受冲击的开国元勋和地方领导人在此暂得安宁。
许世友正居座于大厅正中央，楼梯口处则摆放着一排热水瓶。
“文化大革命”初期，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在遭受冲击后抵达北京，并暂居于京西宾馆。尽管如此，南京的造反派仍旧锲而不舍，他们集结了六七百人之众，紧随其后抵达北京，意图将其逮捕。与此同时，南京军区政委杜平也入住于宾馆的七楼，与杜平同层的还有韩先楚、皮定均等众多大军区司令员。负责京西宾馆安保任务的北京卫戍区战士，坚守岗位，将造反派阻拦于门外，拒绝他们进入宾馆抓人。然而，造反派并未就此放弃，他们聚集在宾馆外围，不久便获得了北京造反派的响应，人数迅速膨胀。
楼上的许世友听到外面的风声，认为凶多吉少，和几位老将一商量，马上召集随身的秘书、参谋和楼层服务员，总计约二十人，他们被划分为两个战斗小组，各负责守卫一个楼梯口。皮定均随即下令，让人搬来一把椅子，请许世友坐在大厅中间，说：“我们听从您的指挥！”
许世友毫无矫饰，迅速进入战斗状态。他下令将电梯升至半空暂停，宣称对方必须攀爬楼梯；同时，他指示将各楼层的热水瓶集中在七楼，分别放置在楼梯两侧，预备在造反派冲上楼时倾倒热水。他幽默地说：“这就是‘水雷弹’策略！既然对方宣扬‘骂不还口、打不还手’，那我们就不和他们争执、不和他们动手，倒倒热水总能做到吧？”此言一出，众人纷纷欢笑。许世友随身携带枪支，做好了最坏的应对准备。
在妥善安排了对造反派的应对措施之后，许世友将军粗犷中不失细腻，随即通过电话向周恩来、林彪、叶剑英和徐向前作了汇报，并恳请他们转达给毛泽东。他坚定地说道：“今日，造反派试图逮捕我许世友，我革命生涯已走过大半，即便战场上的枪林弹雨也未曾使我畏惧，今日之事，我亦毫无惧色。若有谁敢对我下手，我定会毫不犹豫地还击！”
周恩来深知许世友性格直率，勇于言辞，担心两人冲突升级引发严重后果，遂命傅崇碧和徐向前前往京西宾馆安抚许世友。同时，毛泽东亦下令中央文革小组指派关锋前往宾馆，负责与造反派沟通。许世友见到徐向前后，情绪激愤地质问：“我，许世友，一生为革命奋斗，难道有什么过错？若是中央有意对我提出批评，我自会进行改正。但为何竟然要对我进行抓捕呢？为何要污蔑我？”
众人谈及此事，无不感到心有余悸：若非周恩来同志及时介入处理，京西宾馆恐将酿成一场惨绝人寰的人命悲剧。在中央文革小组人员的劝解下，那些造反派最终撤出了京西宾馆。而从南京前来抓捕许世友的造反派亦已返回南京，许世友得以安然无恙。老一辈的领导人因保护萧华免受批斗而勃然大怒，“在京西宾馆的大肆风波”迅速传遍了各方。
1967年1月，陈伯达接待了某派群众代表，公开提及了总政治部主任萧华的名字，言道：“萧华不复战士之勇，反似绅士之态。”话音刚落，总政机关大楼内顿时贴满了声讨萧华的大字报。周恩来闻讯后，勃然变色，挺身而出以正视听。消息传至毛泽东耳中，江青感到了不安，即刻派人于夜幕低垂之际将那些打倒萧华的大字报一一覆盖。众人心头一松，皆以为风波已平息。
1月19日的午后，京西宾馆内，一场关于是否应启动“四大”行动的军委碰头会正在进行。在会上，叶剑英、聂荣臻与徐向前三位资深将领与江青、陈伯达、康生、姚文元等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江青的观点不占上风，就节外生枝地打出了攻击萧华的牌：“萧华是刘志坚的幕后推手，部队在执行中央文革的指示上不够坚决，这都赖萧华避重就轻！”此外，她亦提出质疑：“萧华身为总政治部主任，发布文件时将总政与军委并列，究竟有何用意？”
此刻，叶群起身，取出一份文稿，面向萧华朗声说道：“你为何抵制江青同志？你配称总政主任吗？你不过是个热衷于专搞革命政治的主任！今夜你必须向全军院校的师生公开反省你所犯的严重错误！”
叶群的这一举动引起了广泛关注。叶剑英关切地询问她：“叶群同志，是否林副主席有新的指示下达？”
叶群宣称：“若有谁敢于反对江青同志，我便将站在他对立面，即便是首长（林彪）亦不例外，他同样坚定地站在江青同志一边。”言罢，她挺身而立，激情澎湃地高呼：“让我们向江青同志学习，向她致以崇高的敬意！”众人随即起身，齐声响应口号。萧华亦随声附和，但叶群立刻加以制止：“萧华，你尚不具备这样的资格。”
陈伯达紧接着发言：“萧华，你过于自负，对江青同志亦不予以足够尊重。你自称绅士，而非真正的战士，亦非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忠诚战士。你将人民解放军转变为了一支私人武装，乃至资产阶级的军队。你热衷于投机取巧，你的错误可谓深重。”
江青直指萧华鼻尖，挑战道：“今夜工人体育场将举行一场十万人参与的盛大集会，你是否有胆量前往？”萧华默然不语。随后，江青转向会议，提议由徐向前负责主管总政治部的工作。
会场上一时沉默，倒是萧华说话了：“你们说完了没有？允不允许我发言了？我参加革命几十年，以共产主义为最高信仰，毛主席始终是我热爱的领袖。如果说工作中有缺点、有错误，我承认，但是说我是‘三反’分子，我坚决不接受……”江青打断他的话：“无需多言，今晚你将在工人体育场面对十万革命群众公开发声！”
察觉到形势不妙，叶剑英迅速起身离席，拨通了电话向周恩来汇报情况，紧接着与聂荣臻一同离场，以此表达他们的抗议之意。
叶剑英回去后，立即将情况报告周恩来，要求制止批斗萧华。周恩来将情况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同意保萧华，说：“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不报告？赶快制止。总政治部主任是能乱批的吗？”周恩来立即向叶剑英转达：“告知相关人员，未经我之命令，萧华不得出席大会进行自我批评。”
在主持此次会议的徐向前眼中，叶群及其他几人显然是手持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此举明显是预谋好的突然行动。鉴于军委未曾就批判萧华一事进行过讨论，老帅们亦不知江青、叶群所代表的是何方旨意。鉴于事态之重大，徐向前在会议结束后郑重宣布：“本会议内容需严格保密，不得外传，此为纪律所规定。”然而，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却在会后向排级以上干部传达了会议精神，总政治部副主任袁子钦的笔记本亦被造反派夺走。于是，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的造反派在当晚便对萧华的住所进行了抄家。得知消息的萧华立刻从景山东街寓所的后门逃出，并搭乘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提供的车辆，匆匆赶往西山叶剑英的住所寻求帮助。
翌日清晨，军委会议在京西宾馆续期举行。江青、陈伯达、叶群、王力等领导坐于前排。江青居于叶剑英之旁，察觉到萧华缺席，遂好奇地发问：“咱们总政治部主任怎么不见了？他究竟藏匿于何处？”
此刻，萧华现身。徐向前质询他的去处，萧华详述了昨晚遭受抄家的遭遇。徐向前言语中透露着不满，对萧华斥责道：“你竟如此怯懦！你在害怕什么？他们真会把你吞噬吗？”在激怒中，徐向前猛拍桌案，导致茶杯的盖子不慎跌落至地面。
江青对萧华未被带走的事实感到震惊，语气中透着惊讶：“你……你怎么能成功逃脱？”陈伯达紧追不舍地问道：“看样子，肯定有人暗中庇护你，会是哪位呢？”
沉默已久的叶剑英终于发声：“他昨夜深夜造访于我处，是我将其接纳留宿。若果真涉嫌窝藏，责任由我一人承担！”言罢，叶剑英亦不慎拍案，致使手骨受伤。
江青等人顿时陷入了沉默，再也不敢提及捉拿萧华之事。
陈伯达本就胆怯，深怕萧华背后有着“后台”之力，越思越觉不安。于是，当晚他急速写就一张纸条，通过军委办公厅的电话传达给了叶剑英，其中解释称，19日的会议上，由于服用过量安眠药，他曾言萧华是绅士而非战士，此言现已予以否认，并决定撤销。
然而，“大闹京西宾馆”的传闻迅速传遍各地。
毛泽东曾言，“这场‘大闹京西宾馆’之事，实为重大事件”，然而，地球依旧按其轨迹，不紧不慢地旋转着。
1967年1月22日，当毛泽东听闻“大闹京西宾馆”的消息后，即刻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出席军委扩大碰头会的众多高级将领。尽管这些将领们在这场动荡中遭受了冲击，但在此时得到毛泽东的亲自接见，他们虽对“文革”尚存疑惑，但对毛泽东本人却怀揣着深厚的信任与崇敬，纷纷向他倾诉心中的忧虑与苦楚。
北京军区领导表示：“我们几位常委已陷入包围之中，司令员杨勇亦已被捕，副司令员郑维山亦在劫难逃。”
许世友起身，向主席汇报了自己及部分同志在京西宾馆所遭遇的冲击，情绪激动地表示：“他们竟要公开批斗我，我坚决反对。戴高帽本是针对地富反坏之徒，为何连我们自己人也受此对待？我们跟随主席多年，如今却像对待地主一样对待我们，我实在想不明白！”许世友愤然向前一步，欲与毛泽东理论，却被站在一旁的国华司令员暗中拉住衣角，示意他不要继续说下去。
第二炮兵政委李天焕向毛泽东紧急汇报，称副司令员吴烈陷入了重围。他诚挚地表示：“当前我们根本无法正常履职。恳请主席恩准，以便我们能够继续工作，如有疏失，我们自会检讨。”
毛泽东不自觉地咬着下唇，目光扫过将领们因受打击而变得扭曲的面容，沉默了良久，方才开口：“今日之中国，恰似那八百诸侯争霸的战国乱世。”然而，他紧接着又言：“尽管造反派人数不多，我们仍需坚定地支持他们。”接着，他强调道：“我们的根本立场，应始终站在革命左派的立场上。先前所谓的‘不介入’，不过是虚与委蛇。”他亦对造反派提出了批评：“军队中对廖汉生、刘志坚、苏振华等人的‘喷气式’审讯，长达数小时，侮辱人格，体罚拷打，此等行径实属不文明。……我们应效仿延安整风的方针：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青年人，我们必须进行教育。他们尚不谙世事，误以为一次冲击不够，便再冲击一次。你们所经历的苦难，应当将其视为宝贵的经验。”
毛泽东如此一番言论，使得将领们的心情得以平复，于是便不再多言。
1968年10月的最后一天，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议后期，林彪、江青等对所谓“二月逆流”集中进行抨击。但毛泽东在闭幕的即席讲话中有所缓和：“关于这事儿（即‘二月逆流’），如果说它小，那也未尝不是一件大事；如果说它重大，那也未必有太多特别之处，只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不正是有两个地方出现了骚动吗？一个是在怀仁堂，另一个是……？”
周恩来：“京西宾馆。”
毛泽东接着阐述道：“关于京西宾馆的情况，大家已经知道，它公开的程度已经很高，没有什么隐瞒的。当然，有些具体细节，大家可能不清楚，我也只是最近从简报中得知。我认为，这些细节并不需要过多关注，重要的是把握整体的大局。至于那些细节，比如交流的次数、讨论的内容，甚至桌边的小道消息，我认为并不值得过分重视。如果党内生活过分关注这些细节，而忽视了大局，那就本末倒置了。因此，我认为这是一件大事，而非小事。但说因为这件事，天就会塌下来，或者地球停止转动，我看未必。地球依旧会按其规律运转。就算有六七个人反对，地球也不会因此停止转动。”为防止宋任穷等同志再度遭受冲击，周恩来同志随即指示，务必迅速修复围墙。
自1967年1月“夺权”风波席卷而来，中央政府将那些暂时退居二线的各大军区及省市领导召集至京西宾馆，予以安置。
周恩来对京西宾馆的稳定与安全给予了极高的重视。他向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下达了明确指令：“自1967年2月7日零时起，京西宾馆将正式实施军事接管。未经北京卫戍区批准，任何人不得擅自入内。若有人试图强行进入，需阐明来意，以避免冲突。需明确告知，这些前来参加会议的中央军委首长及各军区首长，均为中央所邀请。”“在宾馆内设立接待室，所有问题均应在接待室内部解决。……严禁冲击，严禁随意抓捕人员，严禁将人带走。北京卫戍区必须对此事承担绝对责任。”
东北局第一把手、开国上将宋任穷被安置于京西宾馆六楼东端的一处套间。然而，他时常遭受造反派的无端冲击。8月25日，一群来自东北的造反派在京西宾馆门前喧嚣，意图抓捕宋任穷。凭借人数优势，他们中有部分人越过警卫战士的头顶，闯破警戒线，径直冲向六楼东端的宋任穷住处，其余人则继续与警卫部队僵持。造反派气势凌人地抵达六楼，少数人趁机对宋任穷进行殴打，并将其拖拽至阳台，意图用绳索将其从阳台悬吊而下，强行带走。
周恩来接获报告后，即刻下令傅崇碧火速赶至京西宾馆，以确保宋任穷的安全。傅崇碧率领两个加强连迅速抵达，恰逢造反派正欲将绳索系于宋任穷身上。傅崇碧随即指挥警卫部队，成功夺回了宋任穷。
周恩来对京西宾馆遭遇的冲击事件深感愤慨，随即下令迅速加固围墙。正是基于这一紧急指示，京西宾馆的围墙得以在短时间内迅速建成，成为了今日之景象。
第二天深夜，周恩来把傅崇碧找来，不无担心地说：“崇碧同志，在北京的各省、市、自治区负责同志一定要保护好，不能让人揪走。现在他们住的地方也不安全了，你要想想办法，把他们转移到一个秘密、安全的地方。”傅崇碧思索片刻，说：“东高地有卫戍区两个团，一个步兵团，一个炮兵团。那个地方比较僻静，也比较安全，把他们转移到那里，您看行吗？”周恩来果断地说：“我看可以。要绝对保密，不能走漏半点风声，行动要快。”
数日之后的一个深夜，傅崇碧亲自部署并指挥了这批老同志的转移行动，悄无声息地抵达了东高地。面对这些老干部的突然失踪，造反派们顿时慌了手脚，纷纷前往中央文革小组进行控诉。
无奈之下，他们再次被安排入住京西宾馆。1968年4月，宋任穷亦从京西宾馆迁往海运仓的总参招待所。抵达时，陈再道、钟汉华、李成芳、秦基伟、甘渭汉、王必成、鲍先志、林维先、左齐等一众曾遭受打压的领导同僚已先期在此等候。宋任穷与陈再道曾在抗日战争时期于冀南地区并肩作战，共抗敌顽，彼此情谊深厚，堪称患难与共的老战友。此次重逢，两人不禁感慨万千。陈再道对宋任穷表示：“如今，有些人对我极尽打压之能事，我已遭受打击，他们竟欲置我于死地。然而，毛主席亲临武汉时曾为我发声，也是主席的命令让我先期回到京西宾馆。我坚信，我的问题终将水落石出。”听闻傅崇碧提及陈再道、钟汉华、牛怀龙三人被秘密藏匿于悬停在半空中的电梯之中，周恩来顿生忧虑之情。
1967年7月24日凌晨，武汉军区紧急接到中央名义发出的电报，通知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独立师师长牛怀龙、政委蔡炳臣，以及武汉市人民武装部政委巴方廷等12位领导，即刻赴北京参加重要会议。
这份要求相关人员来北京的文件，出自周恩来之手，且指示工作人员以最高级别的机密电文形式发送。与此同时，周恩来亲自召集杨德中与傅崇碧，就陈再道、钟汉华等人抵达北京后的住宿与安全保障事宜进行商讨：“陈再道、钟汉华等人在京期间，将入住京西宾馆。需告知宾馆工作人员，务必严守纪律，严格保密。若宾馆警卫力量不足，可适当增派，务必确保陈、钟等人的人身安全。”
即便周恩来已进行了如此细致的安排，然而陈再道一众入住京西宾馆的消息，最终还是被中央文革的人刻意泄露。他们抵达后，吴法宪立刻找来武汉军区空军刘丰，叮嘱道：“你们此次行动，务必立场坚定，严厉批斗他们。”
24日午时，秘书向周恩来汇报：据京西宾馆的通报，北京文艺界的一众造反派聚集，人数逾数千，将宾馆团团围住，宣称欲与陈再道展开辩论。目前，警卫部队面临巨大压力，即将难以支撑。周恩来随即指示卫戍区第三政委黄作珍前往京西宾馆，向造反派传达命令，要求他们先行撤离宾馆，其他问题留待后续商讨。黄作珍不久后便来电反馈，称造反派并未接受指令，反而持续向大楼发起冲击。周恩来随即再次拨通电话，指令傅崇碧亲自前往现场处置。
傅崇碧抵达京西宾馆时，场面一片狼藉，人潮涌动，人数已逾万人。一楼已被造反派占据，他们砸碎了所有窗户，满地玻璃碎片。傅崇碧随即重新宣读了周恩来所拟定的四条指示，但造反派依旧置若罔闻。他急忙上楼，在警卫人员的掩护下，迅速将陈再道、钟汉华、牛怀龙三人带至一个平时鲜少启用的电梯，操纵电梯至八至九层之间停下，熄灭灯光，并告知他们若未收到既定信号，切勿擅自离开。
陈再道等人未能被造反派捕获，却滞留现场。无论傅崇碧如何劝解，对方仍执意不离。鉴于陈再道等人无法在电梯内久留，傅崇碧无奈之下只得联络周恩来寻求援助。周恩来得知陈、钟、牛三人在半空中悬挂的电梯内藏身，心中忧虑，便询问：“这样的安置是否安全？有没有办法让造反派撤离？”
“他们对我充耳不闻，我已无计可施。”傅崇碧最终无奈地叹了口气，“看来只得恳请中央文革的同志们介入此事了。”
周恩来即刻将戚本禹唤至面前，语气严肃地指示道：“你们务必即刻将涌入京西宾馆的民众疏散。若陈再道等人因此被拘捕，届时你们需向主席亲自汇报，此事我不再过问。”
戚本禹目睹周恩来勃然大怒，深知不可轻忽，遂即刻赶至京西宾馆。他刚一开口，造反派便迅速撤离了宾馆。
文艺界造反派撤离京西宾馆之际，"三军"造反派迅速将京西宾馆团团围住。回顾当时的情况，"三军"造反派的举动系林彪指派叶群前往京西宾馆，与吴法宪、邱会作等人秘密策划部署。叶群命令"三军"造反派封锁京西宾馆，执行"插红旗、占位子，静坐游行示威，持续数日"的行动。她进一步指示，广泛张贴打倒陈再道、钟汉华，以及批斗"黑后台"徐向前的标语口号。为了提振士气，叶群还让林彪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加入"三军"造反派的游行示威。她本人更是亲自出动，邀请江青、关锋、戚本禹等要员前往京西宾馆"观战"，并让各总部、军兵种负责人陪同，乘坐数十辆小车环绕京西宾馆游行，以此表达对"三军"造反派的全力支持。史册上鲜见的荒谬一幕：开国中将竟当众掴了上将一记耳光。
1967年7月26日的上午，一场扩大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于京西宾馆的第一会议室召开，议题涉及对武汉军区常委的回复电文。与会者包括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以及各总部、军兵种的高级负责人，以及众多大军区和省军区在京的负责人。会议室内座无虚席。在此期间，曾于武汉受伤的王力，由一位医生和一名护士的陪同下，乘坐轮椅，亦被护送至会场。出席此次会议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均身着军装。
会议名为讨论会，实则批斗会。
会场的布置颇具匠心：武汉军区部队的位置被划分为三排，面向会场，倾斜朝向主席台。陈再道与钟汉华、牛怀龙、蔡炳臣、巴方廷等五位同志被安排在第一排，他们只能站立，仿佛置身于接受审问的情境之中。
会议伊始，谢富治便率先发声：“‘七二○’事件实为陈再道一伙所策动，他们操纵独立师、公检法、人武部以及‘百万雄师’，意图发动一场反革命叛乱，其锋芒直指毛主席、林副主席以及中央文革小组……”
接着，受叶群指使的吴法宪赤膊上阵，且发言越来越离谱：“陈再道是武汉反革命暴乱的罪魁祸首，是镇压革命、屠杀革命群众的刽子手，是刘少奇、邓小平的打手、干将和帮凶。……陈再道是中国的苏哈托，是现代的张国焘，是钻进革命队伍里的蒋介石，是解放军的败类。陈再道盘踞的武汉军区是个奸贼窝。”
周恩来忍无可忍，接连三次打断吴法宪的言辞，迫切要求其直陈核心问题。
吴法宪仍旧执意不肯罢手，回想起叶群曾交代过的“务必牵涉到徐向前，将追逐徐向前的‘旗帜’牢牢把握在手中”的指示，便再次咬定徐向前不放：“早在二月，徐向前便曾向陈再道承诺，陈再道并非‘三反’分子，即便有错，也绝不会被击垮。至于武汉问题，徐向前难辞其咎，其责任理应受到追究。”
徐向前情绪激愤地表示：“此言我已多次阐述，皆为当时情形所定。若有任何不符，大可进行调查与核实！”言罢，徐向前挥笔写下字条，递予周恩来，随即怒气冲冲地离开了会场。
在会议中，陈再道辩称：“若是发动兵变，我总不能是孤身一人，怎能不召开一次会议？指责我谋反，大可以找见证人来质证！”
吴法宪未待陈再道言尽，便率领刘丰及众打手冲上前去，强行撕下他们的领章与帽徽，施以拳脚，严禁他们发声。会议间歇之际，吴法宪等趁周恩来缺席之机，鼓动一批对事件真相不甚了然的职员，对陈再道等人施以暴力。更甚者，吴法宪甚至上前给陈再道一记响亮的耳光。休息室内，周恩来在得知此事后，对秘书周家鼎怒斥：“简直荒唐！”当周恩来匆忙赶到现场意图阻止，那些肇事者早已溜之大吉。
此次对陈再道的批判会持续至夜幕低垂，仍未结束。陈再道始终低首俯身，已达六个时辰。他体力不支，遂向康生恳求，希望允许他们暂作休息，坐下稍息。面对康生，陈再道情绪激动地高呼：“康老，康老，我乃出身放牛的普通人，年已近六十，请念在我革命四十载……”
不等陈再道的话语落下，康生便面露愠色，语气严苛地斥责道：“人的本性固然可能转变，但陈再道，你切勿倚老卖老。毛主席虽曾称呼你为同志，但这并不意味着你便脱离了反革命的行列。回溯三十载，张国焘曾在武汉背叛了党中央，而今你们在武汉策划反革命叛乱，这岂非张国焘事件的翻版？”陈再道轻柔地擦拭着政委钟汉华额头上的汗水，心中不禁泛起一丝酸楚。
不久后，第二次不幸再次降临。这一次，未待陈再道启门，闯入者已猛力踹开了门扉。一众戴着造反派臂章的军人，表情愤怒，径直步入屋内，大声质问：“陈再道，你罪行滔天，可知晓？”
言罢，众人合力将陈再道强行拖拽至京西宾馆十一楼的会议室。会议室中，已座无虚席，满室尽是“三军”造反派的成员。陈再道甫一踏入会议室，立时有人起身，声嘶力竭地高呼：“打倒陈再道！陈再道罪孽深重，死有余辜！”
随后，钟汉华与牛怀龙等众人士亦相继被押入会议室，彼时，口号声此起彼伏，响彻室内。陈再道无奈低头，身体微曲，立于众人之前。而黄永胜、邱会作等一众人物则就座于会议室的前排，亦随“三军”造反派一同高呼口号。
这场批斗会自始至终都伴随着电闪雷鸣，狂风肆虐，暴雨如注。
“我并未参与策划。我何时与人讨论过此事？又何时召开过相关会议？”
……
鉴于自知言辞难以辩解，陈再道无奈地表示：“若诸位要求我详述‘左’倾路线中的失误，即便涉及方向路线上的错误，我亦能诚恳地进行说明。然而，若要求我交代所谓‘兵变’的罪行，进而揭露那并不存在的‘兵变’幕后黑手，那便是我无论如何也无法做到的。”
造反派疑惑：“为何？”
陈再道：“没参与。”
造反派似乎遭受了极大的羞辱，于是用激烈的武斗来宣泄内心的愤懑。陈再道被他们连续击倒在地，又被无情地拽起，不知经历了多少次的折磨。他低头弯腰，默默忍受着，汗水浸透了衣衫，从额头滴落的汗水，一滴滴地洒落地面，将脚下的地板浸湿了一片。
批斗会落幕之后，为了挖掘陈再道的“黑后台”，造反派中的“学生领袖”蒯大富指使一众手下搜查了徐向前的住所，掠夺走了五只铁柜中的机密文件，然而并未发现任何有价值的证据。在周恩来严令要求下，他们不得不将所夺文件悉数归还。
陈再道等人于京西宾馆遭受批斗的情形，迅速引发了周恩来的关注。为了防止造反派再次对他们进行批判，周恩来果断决策，将他们暂时安置至西山以避风头。
于是，陈再道和钟汉华离开了京西宾馆，被一辆汽车拉到了西山橡皮子沟，住进了一支工兵部队的营房里。这里的物质条件很差，但环境、气氛要比京西宾馆好。部队干部、战士并没有把他们当成“反革命”，尽量从各方面给他们以照顾。然而，那些“奋斗不止”的“三军”造反派，在林彪、江青等人的指使下，仍然揪住他们不放。每当太阳将要落山的时候，造反派就从城里派来汽车，把他们拉到京西宾馆，继续进行批斗。这样的批斗会，一般从晚上八九点钟开始，到第二天凌晨三四点钟才结束。有一次，钟汉华挨完批斗，由于精神、肉体受到难以承受的折磨，脸色非常难看。串串豆粒大的汗珠子，一个劲儿从额头、脸上往下掉。陈再道、钟汉华是被扶上汽车的。到车上，钟汉华还是汗流不止，眼睛微闭，十分吃力地喘着粗气。陈再道让钟汉华靠在自己肩头上，为他擦去汗水，问道：“老钟，你怎么样？不要紧吧？”“不要紧，老毛病。”钟汉华睁开双眼说，“这一夜低头弯腰挨斗，大概是血压又上去了。我感到心里难受，脑袋发晕，四肢无力，浑身发冷……你放心，我休息一下就会好的。”
陈再道凝视着钟汉华坚毅的面庞，轻抚着他那被汗水浸湿的衣衫，心中不禁涌起一股酸楚。他语气坚定地对钟汉华鼓励道：“老钟，再加把劲，任何艰难险阻都能一一跨越！”
钟汉华嘴角勾起一抹凄凉的笑容，紧紧地握住陈再道的手掌。
陈再道与钟汉华于橡皮子沟的营房中滞留了约莫两月，随后周恩来派遣车辆将他们接回京西宾馆。抵达京西宾馆后，他们传达了毛泽东的三项指令：首先，务必安心休养；其次，务必确保安全；最后，如有过错，必须反省。然而，即便有了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指示，他们仍旧频繁遭受批斗。如此经历了一段时间后，他们再度被送至解放军政治学院接受批斗。大约在1968年初，他们又被迁往海运仓总参招待所，那里已聚集了许多遭受冲击的将领。直至1969年8月1日之后，被转移到北京郊区某部的陈再道等人接到通知，即刻前往京西宾馆。他们刚刚坐下，一位军队负责人便步入房间，告知他们：“十天前，毛主席交予我一项任务，命我接你们至宾馆居住。主席时常询问你们的近况，因我工作繁忙，未能及时安排，让你们多承受了几日艰辛。”
这些与毛泽东共度大半生岁月的将领们，大都有着“软硬不吃”的性格。听闻毛泽东依旧牵挂着他们，他们的内心情感顿时如潮水般涌动，泪水如同孩童般夺眶而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