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中将,我军炮兵事业的奠基者,晚年还为对越自卫反击出谋划策

开国中将,我军炮兵事业的奠基者,晚年还为对越自卫反击出谋划策

邱创成中将,乃我军炮兵事业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自1937年起,长达26年的时间里,邱创成将军始终坚守在人民军队炮兵的领导岗位,历任八路军总部炮兵团政治委员、延安炮兵学校政治委员、东北民主联军及东北人民解放军炮兵政治委员、第四野战军特种兵政治委员、中南军区炮兵政治委员、中国人民志愿军炮兵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政治委员及司令员等职。他竭尽全力投身于人民炮兵的建设与发展,贡献卓著,深受炮兵部队广大官兵的崇敬与爱戴。

长征途中,牛肉情意浓。

1912年10月17日,邱创成在湖南平江县安定桥镇虾公塘村的一个贫困农户家中降生。自幼年起,他便在9岁那年被地主家雇佣放牛,而在11岁时则成为了木匠的学徒。他的师傅房思桃,一位共产党员,心地善良,为人正直,时常向他传授做人的道理。1927年1月,邱创成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当起党的秘密通信员一职,以从事木工为掩护,传递情报。到了1928年初,他加入了工农游击队,继续担任通信员的职务。在同年3月的平江起义中,邱创成巧妙地混入城中,与平江城区的党组织建立了联系,成功获取了敌人从长沙向平江增援的情报,从而帮助起义部队避免了可能的损失,因此受到了起义总指挥部的嘉奖。

1930年三月,邱创成投身红5军随营学校,潜心学习。短短三个月后,他以卓越的表现圆满毕业,随即荣任连长之职。

长征伊始,邱创成担任红3军团供给部政委一职。他时常为战友们制作草鞋。在宿营之际,他总是一再督促大家充分休息,亲自为战士们烧制洗脚水,细心处理他们的脚泡,力求降低非战斗减员的比率。行军路上,他屡次协助年轻战士背负行囊,并将自己的坐骑让给伤病员及落伍的战友使用。彼时,物资极度匮乏,邱创成及其战友们每日需行军数十公里,不仅要应对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和敌机的狂轰滥炸,还需面对重重危险,克服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想方设法筹集粮食与物资,确保长征部队的后勤供应稳定。

中央军委前任副主席张震曾深情回忆:“两支红军胜利会师后,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了扩大的会议,作出了红军继续北上至甘南的决定,旨在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并制定了松潘战役的具体战略。为了攻克松潘,打通北上的道路,红军英勇地翻越了梦笔山和长板山这两座险峻的雪山,最终抵达了芦花和黑水地区。我被任命为团管理主任,主要负责粮食的筹集和食物的寻找。有一次,我经过军团供给部时,恰好目睹他们正在宰杀一头牛。邱创成政委见到我,立刻慷慨地送了我几斤牛肉。我深知牛肉的珍贵,不舍得独自享用,便将其带回,分给了大家。在那个艰苦卓绝的环境中,几斤牛肉传递的,是深厚的战友情谊。”

长征抵达陕北之际,1935年11月,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了军委特务团,首任团长兼政治委员一职由邱创成担任。翌年4月,在东征的征途上,特务团与红一军团独立团的三连合并,组成了“中国工农红军前敌总指挥部警卫团”,下辖五个步兵连和两个直属连,由曾保堂担任团长,邱创成担任政治委员。到了1937年2月,为了强化对党中央及军委总部机关的保卫力量,警卫团在陕西三原县云阳镇进行了扩编,升级为大团,增设了三个营部,共辖九个步兵连和三个直属连,朱水秋被任命为团长,邱创成继续担任政治委员。

创建八路军总部炮兵团。

在关乎我军生死存亡的诸多关键时刻,炮兵部队屡建奇功,赢得了党中央的高度关注与重视。随着中央红军长征抵达陕北,炮兵装备几乎损耗殆尽。然而,在东征与西征中,中央红军缴获了敌人的山炮。1936年3月,依托这些缴获的山炮,中央红军组建了首个山炮连,这成为了日后八路军炮兵团的基石。同年9月,中央军委下达了组建八路军总部炮兵团的指令。八路军总部遂决定着手组建该团,并将这一光荣使命交托给了八路军总部作战科科长武亭与八路军特务团政委邱创成。

1938年1月28日,我军史上首个正规的炮兵团——八路军总部炮兵团,于山西临汾卧沟村隆重举行了成立盛典。八路军驻太原办事处主任彭雪枫在会上庄严宣读中央军委的命令,宣布任命武亭为团长,邱创成为政治委员,匡裕民担任参谋长,袁邦光则被任命为政治处主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杨尚昆亦在会上发表了讲话。邱创成、武亭等领导成员提出了“巩固部队,勤奋学习,严守纪律,互相团结”的口号,并在炮兵团中开展了抗日教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以及军事技术教育,为炮兵学教程的编制奠定了坚实基础。

当时的条件极为严苛,炮兵团自成立之初便遭遇了重重困难。其中,最紧迫的问题便是武器装备的严重匮乏。尽管红军时期曾拥有炮兵,然而在漫长的行军与激烈的战斗中,仅有的几门火炮已悉数损毁。此次重建炮兵,可谓是从头开始,不得不想尽一切办法来弥补装备的不足。1936年春,红军东征之际,在石口子一战中,我军缴获了4门山炮。随着全民族抗战的爆发,阎锡山部在大同城破之际,慌乱中将部分重型火炮投入河中,我军及时从河中打捞出12门。党中央与总部领导对炮兵团的建设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竭尽全力协助解决种种难题。例如,观通队急需的经纬仪、炮队镜、测距仪等关键器材,在周恩来同志的亲自协调下,通过统战渠道成功购得。炮兵团成立不久,政委邱创成便亲自率队前往武汉,将这些宝贵的器材运回。至此,炮兵团拥有了十几门山炮和4门迫击炮,以及一系列必需的装备与器材,规模初具,基本具备了执行作战任务的能力。

为强化对全团官兵的军政训练,确保掌握炮兵的技术与战术,邱创成亲自主持召开了全团党员代表大会,并据此成立了炮兵团总支委员会,由其担任书记一职。得益于邱创成的开拓性努力,炮兵团的官兵在短时间内军政素质实现了显著提升。

1938年2月25日,炮兵团自临汾启程,跨越黄河,奋勇前往延安。当部队抵达洛川的安善村时,邱创成克服重重困难,将周恩来副主席在武汉为八路军炮兵团购置的两部炮队镜及一套0.7米的测距仪安全送达。鉴于炮兵兵种对技术要求之高,邱创成深知知识分子的重要性,因此格外重视发挥他们的作用。当邱创成从武汉返回延安之际,他不仅带来了沈毅、周良、白泯、邓垦等一批有志于投身八路军的高级知识分子,更是在生活上给予他们优待,如配备上乘的黄骠马,其待遇甚至超越团长与政委。“邱创成对事业充满热情,他十分重视学习,特别尊重知识分子。在当时,他启用国民党少将沈毅担任总教练,这无疑是一种巨大的压力,他是我军首位任用国民党少将担任总教官的人。”此外,邱创成还向政治部门明确指示,知识分子若需调离炮兵团,必须得到他本人的亲自批准。他对知识分子的重视、培养、团结与使用,赢得了周恩来和朱德的高度赞誉。

1938年3月4日,毛泽东于延安会见了武亭、袁邦光等领导人士,强调炮兵团需如母鸡孵化蛋般,不断为炮兵部队培养中坚力量,壮大炮兵团规模,以迎合革命形势之需求。同年春季,炮兵团完成整训后,第1营在袁邦光、匡裕民的指挥下,进驻洛川,肩负起保卫陕甘宁边区的重任;而第2、3营及直属部队则由武亭和邱创成领率,奔赴晋东南抗日前线。1939年9月,武亭与邱创成率第7、第9连的炮兵部队,协助115师688团对河北磁县彭城的敌军碉堡发动攻势,予以摧毁。随后,两人再率4连协同120师358旅攻克山西昔阳东冶镇,成功拔除日军坚不可摧的据点。翌年二三月间,武亭与邱创成指挥第4、5、9连的炮兵部队,与步兵协同作战,反击石友三、朱怀冰、庞炳勋等顽固派对我太行山区根据地的进犯。战斗中,武亭与邱创成始终坚守前沿指挥所。一次,敌机进行狂轰滥炸,炸弹震得指挥所房屋摇摇欲坠,部下劝说团长与政委进入防空洞躲避,但他们毅然决然地留在了前沿。凭借炮兵的紧密协作,成功全歼朱怀冰部3个师,击退了国民党的首次反共高潮,炮兵团因而荣获八路军总部的嘉奖。

1940年8月10日,武亭与邱创成率领炮兵团投身于百团大战的烽火之中。战事之余,他们深入连队,组织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战评活动:对技术、指挥以及勇敢精神进行评议,这一举措成为了提升部队战斗力的重要手段。正是因此,炮兵团在百团大战中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强大力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战果。在关家垴的激战中,为彻底消灭百米范围内依托坟丘负隅顽抗的日军,炮兵团成功摧毁了敌人的机枪阵地。

毛泽东对邱创成给予了肯定:“炮兵团在南泥湾的表现颇为出色。”

1941年,陕甘宁边区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面对重重挑战,党中央果断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战略方针。同年6月,邱创成将军率领炮兵团返回延安,随即受命率领两个营深入延安南泥湾的陶宝峪,由此揭开了开发南泥湾的序幕。彼时的南泥湾一片荒芜,芦苇丛生,狼牙刺遍布,荒草连绵,野羊、野狼、野猪等野生动物在荒草中出没无踪。陶宝峪位于南泥湾北部约五公里处,是一条荒凉的峡谷,周围仅有几家零散的居民居住。炮兵团初到此处,面临窑洞、粮食及各类补给物资的严重短缺。

在重重逆境面前,邱创成秉承红军坚韧不拔的优良传统,率领官兵同甘共苦,亲自动手。为了解决住宿难题,邱创成等人带领部队在陶宝峪沟口西侧的山坡上开凿窑洞。至1941年9月底,首批窑洞完工,初步解决了部队的住宿问题。当朱德总司令得知炮兵团在生产工具匮乏,改善生产条件面临诸多困难时,便批示边区政府为炮兵团发放锄头、镐头、铁锹以及铸铁等生产工具。当时,从延安至南泥湾仅有一条蜿蜒的山间小道,部队的往来和物资运输极为艰难。上级决定修建一条从延安城南三十里铺直通南泥湾的公路,这项工程由炮兵团的3营9连承担。9连刚上山时,朱总司令在邱创成的陪同下,亲自徒步上山考察公路线路。朱德强调,修建这条公路对于发展边区经济具有重大意义,并要求9连全体指战员务必按照政府要求,按时保质完成任务。此时,秋风瑟瑟,天气渐凉。总司令看到干部战士们仍穿着从战场归来时的单衣,便指示总后勤部尽快为部队发放棉衣。为了解决牲口饲料问题,炮兵团的官兵们在河沟里割草,有时还将草料驮至延安出售,再购回生活必需品。

左齐、邱创成、贺龙元帅、朱德元帅、王震将军、谭文邦。

自1942年至1944年间,朱总司令每年皆亲临南泥湾,探望炮兵团并指导工作。在朱德等中央领导的深切关怀下,邱创成带领官兵们克服了粮食短缺、无房可居等重重挑战,迅速在荒芜的土地上播撒了希望,耕耘出丰收的希望。紧随其后,王震率领的第359旅踏入南泥湾,使得垦荒的队伍迅速壮大。此后,众多部队、边区政府以及中央军委等单位亦纷纷加入南泥湾的垦荒行列,掀起了一股垦荒热潮。由此,南泥湾的粮食、副食品及工业品得以源源不断运往抗日前线,为抗战提供了坚实的物资保障。

“没有炮兵,便无胜利”。毛主席的讲话极大地激发了炮兵团官兵的士气。在确保生产和整风工作的同时,全团掀起了热烈的军事训练热潮。

我军炮兵学校主要创立者

为培育人才,以迎合抗日战争大反攻的迫切需求,中央军委于1944年12月4日作出决策,决定设立炮兵学校,集中资源,迅速培养一批高素质的炮兵人才,并将校址选定在延安南泥湾的陶宝峪。紧接着,1945年2月4日,中央军委、中央组织部以及中央西北局共同发布了一封关于延安炮校招生的指示信。该信发出不久,抗大总校、七分校、延安所属各机关以及陕甘宁边区的各旅纷纷选拔出众多优秀学员与干部,调往炮兵学校。至1945年2月,这批调来的学员与干部,加上原有的炮兵团成员,共同组成了10个炮兵学员队、1个工兵科(下设2个工兵学员队)以及1个迫击炮教导队。原军委一局局长郭化若担任炮兵学校校长(继任者为朱瑞),邱创成担任政委。在郭化若与邱创成的领导下,延安炮校的组建工作进展迅速。从接受任务到学校正式成立,仅用了短短一个月;而完成招生、编队及开课准备工作,也仅耗时三个月。1945年3月15日,延安炮兵学校正式开课,标志着人民军队首所炮兵专业学校在南泥湾的诞生。

◆延安炮兵学校。

邱创成在办学过程中,始终将培育学员坚定不移的政治立场置于核心位置。延安炮校的学员来源广泛,涵盖了从红军、八路军的老战士到沦陷区和国统区投身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甚至有海外华侨。由于他们出身、经历、政治素养和文化水平的差异,每个人的思想基础和觉悟水平亦各不相同。为了培养适应革命战争需要的炮兵指挥官,首要任务是将其塑造成坚定的革命战士。因此,在制定教育方案时,邱创成将政治思想教育置于至关重要的位置,认真落实毛主席关于学校所有工作均旨在转变学生思想的指导方针。尽管当时条件有限,无法开设完整的政治课程,但邱创成高度重视形势与任务教育。他经常为学员进行时事报告,解读国内外形势及党的政策方针。在邱创成的提议下,学校出版了校刊《炮光》。为了提升教学成效,他强调必须贯彻延安整风精神,引导学员在学习理论、提升认识的同时,自觉将思想实际与理论相结合,以改造世界观。此外,邱创成还要求炮校严格党的组织生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加强党性修养。他还计划性地组织学员参与当地社会活动与劳动实践,以巩固其革命人生观。学校政治氛围浓厚,宛如一座革命熔炉,众多青年知识分子纷纷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邱创成深切关注青年成长,常与他们进行个别谈话,及时将具备党员条件的积极分子吸收进党组织。值得一提的是,在整风抢救运动中,部分同志遭受冤屈,心灵受到伤害。邱创成亲自领导平反甄别工作,细致地开展团结工作。

邱创成等校领导秉持严谨求实的治校理念。学校对学员的培养要求严格,自入学伊始,便从严格的军事生活入手,着力塑造他们的战斗素养与精神风貌。延安炮校的严谨治学风气,使学员在潜移默化中受益,老同志的党性修养得到增强,知识青年完成了从平民到军人的转变,形成了优良的思想和战斗作风。邱创成等校领导在延安炮校期间,大力弘扬了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炮校初创之际,尽管具备了一定的物质条件,但住房、生活用品和教学设施仍远远不足。学员们入学后,自行修缮窑洞、烧制木炭、种植蔬菜粮食,这不仅确立了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理念,也提升了他们的生产劳动技能。

延安炮校虽装备简陋,器材稀缺,然而校领导如邱创成、郭化若、朱瑞等,却始终将提升训练品质视为己任。他们在教学中,力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倡导“精讲多练”的教学法。教员们想方设法,力求授课精彩,激发学员独立思考的能力。为使学员既能掌握理论知识,又能具备实际操作技能,学校频繁组织演练,并在学期末举行实弹射击,让学员轮流担任指挥员与炮手。更有甚者,在恶劣气候与夜间环境下,学校亦坚持训练,旨在培养学员适应抗日游击战的能力。由于缺乏正规教材,学校便油印讲义,因印数有限,只得分发至班级与区队,学员们便自行抄录于笔记本中。在全校师生的共同努力下,不仅克服了重重困难,更磨砺了革命意志与创业精神。

1945年9月20日,一千余名延安炮校的师生,自南泥湾启程,迈向了东北的征途。自此,延安炮校的勇士们投身于新的战斗,成为了人民炮兵的中坚力量。

1946年夏日,东北军区对延安炮校进行了更名,正式更名为东北军区炮兵学校。朱瑞同志担任该校校长,邱创成同志则担任政治委员。自1945年年末起,东北军区炮兵学校增设了东北坦克大队,邱创成同志动员了一部分学员前往接受专业培训。此后的日子里,炮校先后参与了东满地区的剿匪行动、三下江南的战略部署,以及四保临江的激烈战斗。在这每一次的战斗前夕,邱创成同志都会亲自主持战前动员大会,并亲自前往车站,为战士们送行。

在辽沈战役前夕,东北军区炮校成功培育了两千余名炮兵干部,有效加强了东北军区的炮兵力量。1946年11月,东北民主联军炮兵司令部在哈尔滨宣告成立,由朱瑞担任司令员一职,邱创成则出任政治委员。东北民主联军炮兵党委作出了重要决策:“将学校转变为部队,将部队视为学校”。为此,炮校选派了500余名干部奔赴各部队,致力于骨干培养,并正式组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最早的高射炮部队。至1947年3月,共成立了160个炮兵连。东北地区的炮兵部队初具规模,在历次重大战役中展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新中国炮兵和兵工事业奠基人

1950年8月1日,军委炮兵正式成立,标志着我国军队炮兵事业迈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邱创成同志于1951年3月起担任炮兵第二副政治委员,次年8月晋升为炮兵副政治委员兼副司令员。1957年2月,他再次升任炮兵政治委员,同年12月又兼任炮兵党委第一书记。1959年10月至1963年9月,邱创成同志担任炮兵司令员一职。1970年12月至1976年2月,他担任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

匡裕民、邱创成中将。

邱创成,作为新中国炮兵事业的开创者之一,贡献卓著。他亲自领导组建了众多炮兵部队,包括高射炮、火箭炮、反坦克炮和榴弹炮等,并创立了导弹部队。此外,他还设立了高级炮兵学校、高射炮兵学校、军区炮兵学校、炮兵技术学校、炮兵预备学校和导弹部队学校。在军委炮兵的领导岗位上,邱创成特别注重提升广大干部的文化科学和专业技术水平。自50年代初至60年代初,炮兵党委积极向军委总政治部申请,调集了1000余名知识分子担任文化教员,并先后成立了九所文化预科学校和两所文化速成中学。1959年10月,他被任命为炮兵司令员,此后他常亲临炮兵基地和院校进行调研,总结炮兵建设的新经验,并解决实际问题。邱创成大力推动了炮兵院所的创建与发展,1960年,他成功组建了炮兵工程学院、炮兵技术研究院以及炮兵技术学院。

1955年9月,邱创成荣膺中将军衔,并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以及一级解放勋章。在1958年至1960年间,他在高等军事学院潜心深造,这是他人生中唯一一次踏入正规学府学习的机会。当时已47岁的邱创成不仅兼任系主任,还担任支部书记一职。他的同窗、曾任南京军区司令员的向守志回忆道,邱创成堪称学习的楷模,他勤奋刻苦,深思熟虑,对学术研究孜孜不倦。他所撰写的学习心得,屡次在学院的简报上得以发表。

1963年,邱创成肩负重任,荣任第五机械工业部部长。他秉承艰苦奋斗、勤俭创业的优良传统,在兵器工业的构建与发展道路上,推动了部队装备从仿制向自主研制的飞跃,致力于打造坚实的兵器工业基地。五机部不仅致力于常规武器装备的研发与生产,还肩负着人造地球卫星推进剂、导弹辅助设备研发以及核武器引爆药等众多重任。在邱创成的英明领导下,相关单位成功研制出聚氨酯复合固体推进剂,并将其应用于我国首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的第三级运载火箭;成功试制出“东风”地地导弹地面瞄准设备;并成功参与了以黑索金为主要成分的高能塑料粘结炸药的研制,攻克了核武器第二代引爆药的关键课题。即便在“文革”动荡时期,邱创成依然克服重重困难,坚持兵工生产,确保了兵工生产的连贯性,并一次次完成了武器装备科研与生产的艰巨任务,为国防工业的持续发展与建设贡献了无尽的汗水。

1958年,陈锡联(居中)与沈阳高级炮兵学校的孔从洲(左二)、宋承志(左一)、邱创成(右二)及王文介(右一)共同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

“炮兵与装甲兵,作为技术型兵种,要想胜任本职工作,不仅需要掌握马列主义的理论,更需具备扎实的专业技术知识。”邱明将父亲的教诲牢记于心,并将其付诸于自己的职业生涯之中。

邱创成心中始终将工作置于首位,鲜少顾及个人之需。多年来,他饱受偏头痛的折磨,发作时面色苍白,汗水淋漓,疼痛难忍。夫人刘勇屡次催促他入院治疗,他却总是回应:“眼下工作繁重,待稍有空闲便去。”即便病情再次发作,面对妻子的催促,他依旧推脱。邱创成的口袋里常备着止痛药,一旦发作,只需服上几片便可缓解。晚年,他不幸患上心脏病、失眠症等多种疾病,每晚都得依靠安眠药方能入睡数小时。有一次在西安检查工作时,心脏病突发,医生劝他休养,他却以幽默的方式回应:“投身革命,就是要活着拼搏,至于生死,不过是过眼云烟。”即便如此,他依旧坚守岗位,指导工作,身边的同志无不被他的精神所深深触动。邱创成心脏病发作频发,几乎每隔几天就要发作一次,服药控制后,次日依旧照常投入到工作中,为炮兵事业和国防工业倾注了满腔热血。

1979年2月,我国对越自卫反击战正酣,邱创成老人于书柜中翻检出厚厚一摞笔记与书籍,日以继夜地伏案疾书,且常于深夜灯火下继续奋笔。他感慨道:“自卫反击战打得异常激烈,火炮在其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我愿将战争中炮兵如何发挥更大效能的经验与教训,整理成建议,供炮兵指挥员们抓住机遇,积极参与实战锻炼。”历经十数日,邱创成克服病痛的折磨,完成了建议稿,并将其呈递给了时任炮兵司令员宋承志。宋承志深受感动,对老首长对炮兵的深切关怀表示感激,并对他的老当益壮精神充满敬佩。1982年2月21日,邱创成在北京因病逝世,享年七十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