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炎黄春秋》2009年3期
来源：凤凰网
口述：杨尚昆
整理：张培森，中央党史研究室组长、研究员。
杨尚昆与张闻天之间的友谊历时近四十年，堪称志同道合的战友。
为纪念杨尚昆同志百年诞辰，2007年，我国相关机构隆重举办了纪念活动。（中央党史研究室）接到一位同志的电话，他告知电视台的记者将前来采访我，主题是关于杨尚昆与张闻天之间的交往。随即，我从相关资料中挑选出了1986年杨尚昆的一次访谈纪要。
未公开发表的对话（收录于《炎黄春秋》杂志2009年第3期，刊发于两年之后——编者注）那是应张闻天选集传记组之邀，他于1986年8月30日，在北京三座门他的办公会议室所进行的一次深入交谈。
此次会面有幸邀请到了张闻天的夫人，亦为杨尚昆的资深战友刘英，共同的过往与体验使得杨尚昆的谈话兴致始终高涨。尽管话题始终围绕着张闻天展开，实则深入触及了党史中一系列关键的历史事件。
此次对话所留下的，仅是一份详尽无遗的录音记录文稿。
岁月流转，自那次对谈至今已逾二十载，杨刘二老亦已驾鹤西归，而参与该次对谈的编辑组成员中，现仅余我与前编辑组组长萧扬二人。为了珍存这份难能可贵的对话，遂根据录音内容整理成文。
杨尚昆
01
张闻天在上海
我与闻天，自四中全会结束后一同自莫斯科返国。他归国后便即刻投身于宣传部的工作之中。
在那个时期，闻天同志的思想依旧深受莫斯科教育体系的影响，与王明的观点颇为相似。据我所知，当时诸多重要文件均出自他的笔下。因此，在上海的那段时间里，他的思想在本质上仍保持着较为教条的特点。
然而，闻天在苏联的学习成绩堪称优异，堪称其中的佼佼者。另一位则是王稼祥。
博古与我年纪相仿，擅长即兴发挥。他聪慧过人，才思敏捷，辩才无碍。
闻天在亲身接触现实之后，方始认识到王明的这套理论并不可行。
在第四次全会上，王明是在反对立三路线的背景下上台的。然而，四中全会之后所执行的实际政策，其内容与立三路线相近，所异之处仅在于取消了全国性的暴动计划，以及行动委员会的设立。
彼时，即便是闻天亦未领悟农村包围城市之战略，仍沿用城市为中心的模式，即依赖罢工、示威，以及举行“飞行集会”。
昔日南京路上，坐落着一家先施公司，我方人员便先在那里燃放鞭炮，随后数人高声呼喊口号，随即路人纷纷围拢过来。
每当警察突然介入，我们便不得不面临被带走一部分人的局面。
工厂罢工说起来就是起哄，一个工头打了人，就一个车间马上停下来。工会也是共产党的。这样一闹巡捕就来抓人。工厂的基础垮了。恢复一段后，手就又痒了。就这么恶性循环。
面对此等情况，闻天心中渐生疑虑，认为此方法难以奏效。尤其是1932年，他在江苏省委会议上的发言中，这种观点表现得尤为突出。
在那个时代，尚无上海市委的设立，江苏省委实则承担着上海市委的职责。我时任省委的宣传部长。
自然，彼时的他思想尚未达到后来的深度。他谈论的焦点往往集中在工作未臻完善这一层面，常常提及自己尚未充分准备，或是过于匆忙。
然而，众人普遍认为此种做法并非良策，此观点已然被提出。大家普遍觉得继续如此下去，实无多大意义。
淞沪抗战爆发之际，上海城内十三家日资纱厂亦同步发起罢工，场面同样声势浩大。
那些工厂皆坐落于闸北，一旦日本占领了闸北，工人们便纷纷逃至租界寻求庇护。
工人们怀揣着炽热的爱国情怀，因此成立了一个罢工委员会。为了保障工人们的基本生活，他们依托于民众的力量，即所谓的“民反”。（全称“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作者注）社会各界纷纷慷慨解囊，共同设立粥场以赈济困难。每日，每位工人皆可免费领取两顿稀饭。
一日，宋庆龄通过他人向我们透露，她有意捐赠两千元。在那个年代，两千元无疑是一笔巨款，那是真正的光洋。
但这时凯丰我坚持主张拒绝，而他则力主接受。当时，凯丰任职于团中央，而我则服务于江苏省委宣传科。
我便与闻天商议此事，闻天亦赞同予以接受。于是，我们便顺利地将那两千元收入囊中。当时，我们亦创办了一份报纸，每周发行三期。对于此事，我们在报上公开发表了感谢公告。
当初，为何有人对宋氏所代表的第三党持怀疑态度？原因在于，他们将其视为中间势力，认为这种立场更具误导性，甚至比国民党更为恶劣。这种观点源自斯大林对当时社会民主党的评价，将第三种势力等同于欺骗，并以此作为论据。
总体而言，闻天虽未完全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但在实际工作中，他深感诸多问题亟待深思熟虑。
因此，他当时的内心思考与笔端所呈现的文字，已逐渐产生了分歧。近期，他所发表的部分文章显现出他试图纠正某些“左倾”思想的倾向，然而，这种观念的转变尚未彻底。
张闻天
02
中央苏区时期的
张闻天、博古和毛泽东
天闻抵达中央苏区的时间，大约比我早了十日。我抵达中央苏区之际，他正正在进行一场报告的演讲。
踏入中央，我首先向邓颖超同志报到，彼时她担任着中央秘书长的职务。报完到后，她便为我安排了住处。我瞥见房间里还摆放着一张床，她随即告知，那是张闻天同志的床位。
闻天归返，甫一相见便热情地招呼道：“你来了！真是太好了。”接着，他补充道：“记得我在上海时跟你说的那句‘再见’，其实是指的我们在这里重逢的时刻。”
在那段时光里，我与他的住所相邻，于那间屋舍中共度了数月的光阴。
于中央苏区之初，闻天担任宣传部长一职，而我当时不过是宣传部的一名普通干事。继而，组织上便委派我负责创办党校。共产主义大学当时，闻天担任校长，而我则是副校长，然而实际上，他并未真正负责管理。
编辑组同志问：张闻天本人在1943年《反省笔记》中，曾经检讨初到苏区时所犯的反“罗明路线”错误，但申明自己当时主观上并未想到为了想要反对毛泽东，而且指出直接领导反“邓毛谢古小组织”的是罗迈（李维汉）。对此应该如何看?
在反击“罗明路线”的过程中，我已抵达瑞金。我深知这场斗争的发起者是博古，而策划这场事件的幕后推手，我也推测是博古。当时，博古被称为总书记。
为何博古起到了这样的关键作用呢？那是因为在斗罗明时期，我尚在瑞金，而那时罗明的态度颇为强硬，拒不承认自己的错误。
彼时，我与博古同居于楼上一室，彼与陈云等毗邻而居。目睹罗明对错误拒不认账，博古心中不禁泛起一丝慌乱。原来，他早已将这场斗争推波助澜，若非得胜，恐怕自身也将不保。
于是便召集了众多人士，一同前往劝说罗明，强调他务必顺应大局，切勿如此行事。
罗明不久后便坦白了，承认了自己的过失。至于后来所谓的“整人”行为，实为罗迈（即李维汉）之举。而我在邓毛谢古被批斗之时，已不在瑞金。然而，我深知罗迈一到苏区便成立了组织局，而李维汉担任了该局的书记。可以说，罗迈在当时握有生杀予夺的大权。
据此推断，此事的策划者应是博古，而具体执行整人行动的则是李维汉。
关于这篇文章，系闻天所撰。彼时，他的思想尚未完全转变，自是也只能按照当时的理解来写作。
闻天与博古原本在思想上步调一致，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逐渐走上了分道扬镳的道路。博古对教条主义的坚持尤为坚定，抵达中央苏区后，他实际上将闻天排除在政治局日常事务之外，将他调至政府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一职。
当时，博古所抱持的意图显然双管齐下，其一便是架空毛泽东。尽管您身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主席，但在苏联体制下，您的实际职责在于人民委员会，亦即总理的身边。这完全是对苏联模式的照搬照抄。
第二，鉴于张闻天在政府部门任职，您宜减少对中央事务的干预。
然而，闻天与博古彼时一直存在分歧，他们的思想观念亦不尽相同。
博古个性中尤为凸显，毛主席曾评价他为一介书生，他的书生气颇为浓厚，然而书生气并非贬义词。换言之，他热衷于理论研究，且其文笔颇具特色。
投身政府部门工作，这恰巧为他提供了独立思考中国革命具体路径的机会，尤其是与毛主席有了更多接触。因此，我认为闻天思想的转变，其关键节点正是在遵义会议之前的那段时期。
起初，毛主席并未与他推心置腹，而是逐渐建立起深厚的情谊。在他看来，博古与洛甫犹如同一根绳索上的两只蚂蚱，紧密相连。
王稼祥是较早抵达苏区的，据我推测，毛泽东可能是在初次接触中便向王稼祥透露了他的思想。至于张闻天，毛泽东则采取了一种试探性的方式。然而，在瑞金，他们之间并没有太多的私人往来。
那时，对毛泽东持最激烈反对态度的，非任弼时莫属。在宁都会议的初期，周恩来担任中央代表团团长，而周恩来尚未抵达，是任弼时主持大局，将毛主席从领导岗位上撤除。因此，毛泽东直至“文化大革命”爆发前，都言道，在中央苏区，唯一坚持反对他的，便是任弼时。
刘英：他记得真清楚！
此人在此领域表现如此。因而，若任弼时不幸未殁，恐怕“文化大革命”也将不可避免地将其吞噬。
我觉得闻天那时也…弼时曾有人在那个地方听闻过对毛主席的某些非议，这对我最初的观点产生了一定的动摇。在那个时期，弼时同志对毛主席的一些做法持有不同意见，例如在肃反运动中，他认为是毛主席应承担一定的责任。然而，毛主席始终不认为自己在肃反运动中负有责任。
近期，我思考到，在瑞金时期，毛主席是否也存在过“左”的倾向？例如，查田运动中，现在看来那份文件就颇显“左”倾，而这正是毛主席主导实施的。
即便当时他并未执掌权柄，他却亲自投身于具体事务之中，而他主导的查田运动，则被指为过于“左倾”。
（刘英插话：在于都进行第二次扩红行动时，他亲自指导我。他对我下达的指示是，对于反对扩红者，严惩不贷。）
后来电话要求三天内找出反革命。
县保卫局随后拘捕了一众民众，坚称他们为“改组派”。我个人的看法是，这过于“左”倾了。
继而，洛甫寄来了一封信，信中提到，那些反对扩红的人未必都是反革命。于是，我们便将他们释放了。
查田运动的成效之一，便是清理了一批中等农户，而至于那些富农，在那个时期早已不复存在。
在这种严峻形势下，红军人数得以迅速膨胀至百万。谁还敢不加入红军呢？虽然扩充红军的成绩是显著的，但这种方法并不可取，实际上等同于征兵，比如在兴国，甚至已经到了没有壮丁可征的地步。
张闻天
03
动员突围→遵义会议
在长征启程之际，闻天撰写了《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一文。正是在此文献的感召下，我们于干部会议中激发斗志，共谋突破重围之道。
在长征启程之前，博古与李德两位同志曾访问过我们三军团，这已是他们的第二次到访。上一次，是在广昌战役期间，他们与彭德怀同志当众发生争执。
此次他们再度提及寻求突破，声称中央并未发布内部文件，唯有张闻天同志所撰的一篇社论，那篇文章被视为中央立场之体现。
然而，文章的表述颇为隐晦，若非略知一二，恐怕难以窥见其真意。
需探讨一个议题，涉及这篇社论，我回忆起其中提及一项指令，指令上明确标注“供干部讨论会参考”。这里的“讨论”并非现今常见的干部会议形式，即召开会议，师团级或县团级干部逐一阐述，实则并非如此。
彼时，我身为三军团政治委员，仅限于向师长们传达，即便如此，连团长亦未得悉此情。
毛主席屡次提及此事，并表示未阐述得透彻，实则为何定要阐述得明明白白方可前行？部队之事，一经下令便足矣。
前方同志对你们（注：此处所指为长征初期刘英所隶属的中央纵队——作者注）后头那个“红章纵队”（编者注：在长征初期的战略部署中，红军主力一、三军团依照李德的战略构想，分别被定位为左右两翼，肩负起保护中央军委纵队与中央纵队，确保其如同“甬道”般安全前行的重任。杨尚昆所在的第三军团，承担了右翼掩护的关键任务。而刘英当时所隶属的，被称作“红章纵队”的中央纵队，则担任了巡视员的职责。）众议纷纷，甚至有人戏称其为“乌合之众”。在前线，我们有时需等待两日三夜，方能盼得你们的到来。
三军团最令人头疼的经历莫过于穿越湘江，这皆因中央纵队的行程延误了整整一日。
湘江之战，与白崇禧部交手，战况艰苦，损失惨重。因此，前方的一些同志纷纷责怪于诸位，声称正是你们的行动导致了我们的困境。
此外，中央纵队的每一位同志均手持火把，预备踏夜前行。然而，前方战友目睹此景，纷纷斥责，原因在于军中规定，战斗部队严禁点火。
刘英急切地说道：“若不立刻点火，那些行李恐怕就全毁了！”
在遵义会议的历史记忆中，博古同志发言完毕后，首个上台报告的是洛甫同志。他概述了长征初期那段历程，核心要素基本出自毛主席的指导。那时，他对于毛主席的尊敬之情溢于言表。
毛主席对他尤为器重，从毛主席的角度来看，他有意挑选了一位深陷教条主义泥潭的人站出来担任先锋。随后，毛主席又补充了几句，言辞间显得更为犀利。遵义会议上的那份文件，亦出自洛甫之手。
遵义会议召开之后，随即成立了由三人组成的军事小组。会议明确指出，需将博古同志免职，并由张闻天同志接替其职务，这一决定已在遵义会议上得以确立。
闻天的转变，可以说与他与毛主席在中央苏维埃政府时期的交往密切相关。在毛主席的深刻影响下，毛主席曾与他探讨了一系列问题，正是这些交流让他于遵义会议时坚定地站在了正确的立场上。我的看法大致如此。
然而，在遵义会议上，若要他直言王明的整个路线存在错误，我认为他恐怕难以作出这样的决断。毕竟，这其中还牵涉到共产国际的问题。刘英：那时对国际很迷信。他与毛主席关系佳。
陈云传达给中央纵队。
遵义会议提纲
04
关于会理会议
会理会议选址于云南会理附近的一个村落。与会者包括林彪、聂荣臻等要员，而我与彭德怀则代表三军团出席。
犹记得，那是在一座茅草棚子的近旁，一场露天活动正在那里举行。
脚受伤了，被担架抬去。
会理会议的核心议题是对林彪提出批评，要求毛泽东同志退位，同时此事件亦波及到数个军团。
自遵义启程以来，部队便只能步履跋涉，途中怨声载道。日复一日，队伍来回游移，辗转徘徊，却始终未能明确告知目的地或目的所在，唯有不断下达指令。
部队疲惫至极。行进途中，彼此推搡，你争我夺，力量的强弱决定了谁能够更快地前进。一军团与三军团在途中相遇，双方均不肯相让。
尤其是干部团中的陈赓，对一军团的杨成武所率领的那个团颇多微词，甚至公开斥责，怒骂不止，连声跺脚以示愤怒。由此可见，那个时期的思想状况相当混乱。
面对这种循环往复的困境，众多民众纷纷向洛甫表达了自己的忧虑，他们认为，若继续避免战斗却仍有如此多生命陨落，这显然并非长久之计。
对于这种战术，洛甫同样感到陌生。彭德怀亦然，故此，他同样向洛甫进行了说明。实则，毛泽东对彭德怀的不甚了解，是他最感不悦之事。
王稼祥在军事领域对毛泽东持有不同看法，但他并未直接向毛泽东表达，而是转述给了洛甫。洛甫随后将此事告知毛泽东，结果引发了毛泽东的怒火。
会理会议的正式议题原为批判林彪所撰致党中央的信件，该信中林彪力主毛泽东退位，并提议由彭德怀接任指挥重任。
然而，会议中有人声称张闻天曾抵达三军团司令部，与彭德怀进行了深入交谈。我即刻起身澄清，强调身为政治委员，我平日与彭德怀形影不离，绝无此事发生。张闻天未曾光顾过三兵团。因此，这股怀疑之风便指向了张闻天与彭德怀可能联手反对毛主席的可能性。
这纯属冤枉，毛主席却深信。
我料想毛与张之间的矛盾早在那时就已埋下。否则，为何在批评林彪反毛主席的信时，却要将张闻天和彭德怀一同牵涉其中？会议上的气氛极其紧张。
张闻天
05
瓦窑堡争论
长征抵达陕北之际，党内对于战略方针的抉择实则存在诸多分歧。
在那个时期，毛主席提出了一项战略，即脱离陕北，进军太行山，继而向绥远扩张，依托内蒙古地区。
他提出的这一战略规划，仿佛是在洛甫所居的窑洞之中，而非毛主席的窑洞之内。
（刘英插言：确实如此。那时的会议通常都是在洛甫的窑洞内召开。）
众人都反对他的看法。
刘英：争论激烈。
因此，彭德怀与林彪均对东征持保留态度，这并非偶然，皆因他们同出一源。二人深知毛主席的深意，即意图离开根据地。彼时，众人对于离开根据地均感忧虑。毕竟，历经一年多的辗转，众人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安身之地，却又面临搬迁，其情可悯。
事实上，毛主席所提出的这一观点并未得到普遍认同。鉴于此，毛主席随后对主张进行了调整。
东征的策略实乃步步为营，瓦窑堡固然设下了留守之处。然而，他并未对此意见有所动摇。遗憾的是，后续战事未能依照原计划取得胜利。
周恩来与博古便留驻于瓦窑堡，而洛甫并未留下，他随我们一同渡过了河流。
东征的战果颇为丰硕，疆域得以大幅扩张，然而遗憾的是，县城却无一例外地未能纳入囊中。
恰逢此时，国民党寻求与我们携手合作，博古及王稼祥等同志亦一同前赴前线。随后，中央在山西大麦郊召开会议。会议最终决定折返，遂向西部进发。由此可见，彼时已隐约出现了一些分歧的意见。
毛主席与张闻天在延安。
06
张闻天反对毛泽东同江青结婚
在延安，毛主席对洛甫的某些行为颇为不满，尤其是他反对毛主席与江青的结合。
我曾目睹洛甫致毛主席的那封亲笔信。当时，毛主席寓居于凤凰山脚之下。信中，毛主席对罗瑞卿进行指示，命其负责抗日游击战争的政治工作。毛主席将此信出示给罗瑞卿，罗瑞卿随后又将信转交于我。
洛甫的态度非常坚定，坚决反对他与江青的结合。后来毛主席在会议中经常对此事进行指责，诘问我不过是沉迷于吃喝嫖赌，孙中山可以，那我为何不行？我认为他最痛恨的正是这一点。
当时，正是中央的同志通过书信的形式向他表达心意，其代表人物便是洛甫。
（刘英插言：彼时他身为党的领导核心，诸多资深党员均有所异议。
昔日于中央党校深造的王世英，此前投身于情报领域，曾对外透露江青颇多绯闻，认为其与毛主席的结合对党的形象有所不利。遂向中央递交了一封书信，信末附上了众多签名。
“老子就是要与她结为连理，有何人敢干涉？后天便行婚礼！”
曾有一则传闻流传，声称在江青与毛泽东缔结婚姻之际，中央曾作出一项决议，禁止她涉足政治领域。实则，此事纯属无稽之谈。
如此一来，第一中央断然不会接受这样的提议，若真如此，毛主席岂不是要引起轩然大波？
此外，两年前我曾向陈云提出疑问，提及他在延安时期既担任组织部长又身为政治局委员的情况，他明确否认了这一说法。
恰恰相反，他向我透露了一件往事，他曾以组织部长的身份与江青进行了一次谈话，提及了毛主席尚未离婚，且有妻子在旁，提醒她需留意。江青随后将此事告知了毛主席，毛主席随即拨通了陈云的电话，质问道：“你这个组织部长，竟敢插手我的家务事。”
此刻，他与她已结为连理，所谓的“结婚”，实则不过是顺理成章之事。
彼时正值中央召开第六次全会，众多人士纷纷前往延安。我们拜访毛主席时，江青从窑洞走出，贺老总好奇地询问：“毛主席，这位是何方神圣？”毛主席微笑回应：“哎呀，你这问题问得真是奇特。”
贺老总表示，既然主席家中出现了我们不熟悉的人，那我们为何不能提出疑问呢？
不久之后，便邀请我们共进晚餐。我共参加了两次饭局，首次便是罗瑞卿他们那场，而我深知洛甫并未出席那次聚会。
因此，我认为在延安，洛甫的行为很可能引发了毛泽东极大的不满，甚至可以追溯到洛甫介入了王世英所写信件的事宜。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之间的关系逐渐趋于紧张。自此，他对洛甫的相处态度不再秉持友善，转而变得尖酸刻薄。
因此，他们二人逐渐走上了各自的道路，彼此间的距离愈发遥远，这或许始于长征的后期阶段。然而，在会理会议之后，尽管他们一同行进，却并未显现出明显的分歧。
闻天同志先前在理论倾向上略显教条，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他对理论研究情有独钟。此人之所以显得过于单纯，归根结底是因为社会经验尚显不足，天真得近乎稚嫩。
张闻天和叶剑英
07
延安时期毛泽东
张闻天关系演变
我对中央的诸多事宜并非全然明了，尤其在那段长征历程中，了解更是有限。
我在延安的居住时间自然颇为长久。尽管当时我并非政治局委员，但我身为北方局书记，在整风运动中又担任了党组书记，因此得以参与政治局会议。我原本以为，在保安时期，闻天与毛主席之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继而，我奔赴前线。1939年，我重返延安，那时我已察觉到些许异样。
1940年，我重返延安，那时闻天主要负责宣传工作，对于其他事务，他通常并不过多过问。
我发现他当时显得颇为郁郁寡欢，于是前往探望。只见他日复一日地沉浸在剪报的忙碌之中，对资料的搜集显得格外用心。总之，在延安期间，我常常光顾闻天的住所，与他闲聊。
即便毛主席在延安也曾言及，其意便是：你既不管理，又无力掌事，却仍执意占据着这个职位，不肯放手。
（笔者按：张闻天1943年在《反省笔记》中说，六届六中全会期间他就已经向毛泽东提出要把总书记让出来，是毛泽东当时不同意提出这个问题；
《笔记》中再次明确指出：“在六中全会期间，尽管我并未辞去总书记的职务，然而我的宗旨始终是逐步将工作重心转移，而非固执地维持现状。”
闻天曾与我谈及此事，据他所述，我将全权委托于你，此后我不再过问，一切事宜悉听尊便。毛主席对此表示了赞同。他有意将所有权力集中于己身。
无疑，在延安时期，或者说延安后期的某个阶段，毛泽东对洛甫的观感发生了显著转变。他似乎并未意识到，在遵义会议上，他本人曾得到了他的路线主张的支持。在我看来，毛泽东对洛甫持有一定的偏见。
洛甫之所以前往晋西北进行实地考察，是因为毛主席曾对他进行了多次尖锐批评，诸如“言必称希腊”等言辞，暗示其对我国实际情况缺乏了解，未能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大家都能明显感觉到，这是针对洛甫的批评。
所以那个时候洛甫的情绪就很坏，自己就走了，走了这个事情不是就更好了嘛！你毛主席一个人拿主意去，我离开了。
这个时候洛甫是不是也有点觉得我是一个党的负责人，你得跟我商量商量。从洛甫这一方面来想有点觉得你毛泽东不尊重我。
张闻天和刘英等
08
“二十八个半”问题
与“抢救运动”
我对闻天对王明的不佳印象有所耳闻，这一点我十分清楚。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求学期间，他对王明便抱有不良印象。因此，若说他敬佩王明，那无疑是绝无可能之事。
所谓的“二十八个半”，纯粹是陈伯达等人所杜撰。
在延安阐述“二十八个半”的议题时，博古与洛甫亦被纳入其中。
若需计算在内，这些人显然不符条件。理由在于，在“反中共代表团斗争”期间，我身处支部局，因而被视为其中的一员。
博古那时尚在世间，然而他已不再是校园中的一员，彼时他任职于中国问题研究院。
洛甫彼时已置身于红色教授学院之中。除了每周六偶尔造访校园，其余时光他鲜少露面。他既非支部局成员，亦非在校学生，因此那件事与他并无瓜葛。
关于抢救运动，任弼时同志持反对意见，这系我从他本人口中得知。他明确表示，此举并不可行。尽管如此，当时弼时提出的一些正确观点，毛主席亦曾予以拒绝。
康生这人来头不善，记得在与柯庆施的斗争中，他让我们中直学委会负责布置，我质疑：有什么证据证明他是特务？结果是没有找到任何证据。
即将召开会议，我持反对意见。我、邓发、李富春，我们三人皆不赞同。
前往寻找康生，他是学生会（副）主任，向他表达，这样做不行，若辩论失败将如何收场？
康生那时的态度颇为恶劣，直言书记处已作出决定，众人只需遵照执行即可。
我们于是前往拜访弼时，他却表示“我亦持反对意见”，却也无奈地坦言，自身亦无力扭转局势。
斗争持续至午后两点直至夜幕低垂，七八点钟方才结束。众人纷纷集结，对柯庆施发起了攻击，实则毫无确凿证据，仅凭道听途说，诸如“你在街头戴着黑眼镜”之类的闲言碎语，便进行逼供信。
主席在会议中询问道：你们为何总是召开如此冗长的会议？康生，你了解情况吗？康生回应说，是他们提出要召开这次会议，而我并未要求他们这么做。你瞧，他总是这样表达。
曾有一位名叫韩进的同志，在延安的审查过程中，他承受了极大的苦难。
实际上，那位人士乃我昔日在上海的旧识。他曾不幸落入敌人手中，面临枪决之境，却奇迹般地未遭致命一击。头部受伤后，他假装死亡倒地。夜幕低垂，一位卖豆浆的老者察觉到他尚存微弱气息，遂伸出援手，将他救起。
待伤势稍愈，他便匆匆赶至租界寻我，我亦慷慨赠予他数十金。
在延安进行整风时，对他产生了怀疑，认为他是托派，甚至无端指责他是日本人，这一切实则源于康生所采用的“推比法”。正是这种方法，导致了他的冤狱，当时甚至拿已被敌人枪毙的韩进作为证据。
事实上，在康生那段时间里，他意图对老干部进行整治。中直机关内，已有十几位老干部被列入名单，预备加以拘捕，连住所都已预备妥当，这一点我有所耳闻。
正是由于未能攻克柯庆施这一重要关卡，信心动摇，康生便迅速结束了讨论。
若柯庆施当时胡乱搅和一番，后果将不堪设想。彼时私设公堂已成常态，实则无异于“文化大革命”的预演，尽管其影响范围尚属有限。
党校竟然设立了一个名为“红旗党”的组织，这一举措亦出自康生之手。他在杨家岭发表了重要演讲，宣称河南、湖北等地均为“红旗党”。总之，周总理所管辖的各个省委均被划入了“红旗党”的范畴。
（刘英补充道：党校内设有专门负责管理此类人员的特别支部。）
此刻，情形确实如此激烈！那时的钱瑛干部，即便身份显赫，也未能幸免于难，只因她在南方局负责组织工作。周总理那时也深感苦闷啊。刘英：他不太爱说话。
在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前夕，王明在外地撰写了《三月政治局会议总结》一文。毛主席视其为纲领性文件，对此深感愤怒。此事当时便波及到了周恩来总理，因此，在审干运动的后期，康生所策划的“红旗党”事件爆发，周恩来总理陷入了极为困境之中，实际上是对他的政治打压。
昔日，我居于山巅，每至饭时，必经其门前。饭前，我总会前往探望，只见他当时情绪低落，颇为郁郁。
然而，在那个时代，即便没有总理也是不行的。国民党那一套，唯有总理方能妥善应对。无人能够取代总理的位置。
在整风运动进入尾声之际，仍有同志正式向毛主席建言，认为对教条主义的批判已较为充分，此刻或许应当将焦点转向对经验主义的探讨。然而，毛主席对此观点持不同意见。
毛主席的一生，始终处于矛盾交织之中。然而，核心目标在于维护他的权力地位，因此，在历史长河中，凡是对他有所反对者，他皆能铭记于心。
张闻天等在苏联
09
关于高岗事件
毛主席向来疑心颇重，而在张闻天担任莫斯科大使期间，我猜想毛主席对此亦存疑虑。
在那个时期，担任苏联大使的有张闻天与王稼祥二位。尤其在王稼祥任职大使期间，相较于张闻天，苏联政治局对张的重视程度更为突出，对待的规格亦更高。
归来之际，苏共政治局委员热情地邀请你们共进晚餐，并慷慨赠送了礼品。（刘英插话：莫洛托夫自称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家。）
洛甫同志已如实地进行了汇报，对此并未有所隐瞒。
这又引出了张闻天和王稼祥都曾在苏联接受培养的事实，为何对待你的态度却与王稼祥不同？此外，高岗事件中也牵涉到了张闻天，这或许是你所不了解的。
刘英回应道：确实知晓。在此之前，他不是已经进行了反思吗？那是因为他当时去看望了他。
此处似乎涉及了毛主席未知于我们的一则内部想法。实则，张闻天访问高岗之事，又与何干？
（刘英插话道：确实如此。他与高岗曾在东北共事，回国后自然前往拜访，那时还全然不知他已陷入困境。）
有传言称，高岗当时曾集中火力针对少奇同志，并对总理表示反对，或许这也反映了毛主席的意图。然而，随着形势的演变，毛主席意识到问题所在，进而转变了立场。
固然他对少奇同志怀有极高的评价，视其为党内难得的人才，然而，他亦觉得在诸多事务上，似乎缺少了少奇同志的亲自参与和指导。（刘英：意思是他被架空了）这引起了部分人的不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问题逐渐变得愈发复杂。
彼时举行的财经会议，实则是一场高岗对总理发起的挑战；而同期召开的组织工作会议，则是饶漱石对少奇同志的质疑。这两次会议，事实上都是由高岗一手策划和主导的。
高岗并未提出中国已解决列宁问题，而斯大林问题尚未得到解决。因此，他主张应当效仿斯大林的作风。毛主席在当时便已知晓高岗的这一系列活动。
所以毛主席不就试着瞧嘛，就试试他那个“中央轮流当主席”大家赞成不赞成。
高岗事件已临近爆发，恰逢毛主席即将赴杭州，临行前在怀仁堂主持了一场会议。会上，毛主席提出了“轮流坐庄”的观点，然而无人赞同，大家对这一提议均持反对态度。因此，会议结束后，毛主席随即登车启程，而我则有幸陪同他一同前往杭州。
会议结束后，高岗便找上了陈云，质问道：“你为何反对‘轮流做庄’的提议？你理应表示支持才是。”
陈云说，这不行啊，没有一个合格。
高岗说：一人一个。
陈云深感这一问题异常严重，随即向主席作了汇报。因此，主席对此事格外关注，不禁质问道：“这是否意味着你在剥夺我的权力？”
高岗也曾向小平提及此事。小平当时便感叹道：“唉，不都是画像吗！你在这群画像中寻找，其他人皆不配此资格。”
昔日，我国亦曾拥有几位重要的书记，诸如毛、刘、周、朱等。您瞧，是否只需在这几位之中寻觅即可。
高岗今后不敢再找小平。
小平同志将报告呈报给了周总理，周总理随即向毛主席汇报。因此，毛主席深识小平同志在政治上的卓越才干。
1955年，左起：张闻天、毛泽东、宋庆龄、周恩来、陈毅。
10
庐山会议
自闻天大使从苏联归来之后，他与毛主席的交谈便显得格格不入，他鲜少前往，毛主席亦少见他。
在庐山会议期间，我曾得知闻天同志渴望与毛主席进行一次单独的交谈，然而，毛主席却婉拒了这一请求。
庐山会议的局势突变。原本的会议旨在抵制“左”倾思想，即反对那个时期的“左”倾倾向。正如少奇所言，这被称为“成绩点到为止，缺点剖析到底”。因此，与会者在登山之际，无不以此为反“左”的角度进行思考。
岂不已经撰写了“纪要”？当时乔木尚未离开，我便负责牵头，邀请了数位书记先行草拟了一部分内容。
彭德怀所发之信送达后，主席并未立即作出回应。当时，众多小组均对彭德怀的观点表示支持。华东小组明确表示赞同彭德怀的见解，而西南小组亦认为彭德怀所言极是。
陈伯达此人性情乖戾，总言“唯我彭大将军”，意指唯有彭德怀敢如此放言。
此信虽未当时对外发布，然毛主席却召集数位大区书记予以审阅。闻悉会议风向突变，似乎直指己身，毛主席心急如焚。于是，他决意将信件公之于众，遂下令予以印发。
彭德怀曾说过，这封信是我特意写给您的，您为何要擅自转发呢？
会议在我们所居的招待所后方的餐厅内召开，会上，毛主席直言不讳，提出若诸位认同彭德怀的主张，便请王明回归，而他本人则愿意投身游击战。语气间透露出几分怒意。
彭德怀当时显得相当坚决，他起身直言，请勿煽动！
毛主席的面色顿时变得凝重，会议的气氛也因此瞬间发生了转变。
后又突然出现一军事俱乐部。
起初问题出在罗瑞卿身上。
李锐、田家英与吴冷西数人同行，自一地步出，原本无甚要事，却偶遇罗瑞卿，遂感紧张，急忙拐了个弯。实则，何须如此紧张？
罗瑞卿，一位专注于保卫工作的人士，其警惕性极高。他迅速向毛主席汇报了情况，由此，军事俱乐部应运而生。
至于张闻天与彭德怀同志，他们与聂总同住一院，相隔甚近，用餐时亦同在一家食堂。
彭德怀决定致信毛主席的消息，张闻天自然是心知肚明的。在华东组的会议中，张闻天便曾向彭德怀提及此事，彭德怀亦对他的立场表示了坚定的支持。
然而，试想一下，为何几位政治局委员不能相互交流看法呢？你之前不也提到过，这样的交流是可以的，并且双方都需要做好沟通工作吗。如果所有政治局委员都害怕发言，这又怎能行得通呢？
彼时我正任职于办公厅，自毛主席那次重要讲话之后，各小组的发言无一例外地纷纷提出收回要求。
闻天的那份发言记录，实乃本人所呈。不久后，闻天亲自来电告知，鉴于形势的急转直下，他希望将其撤回。我对这一请求无法作出决定，因你身为政治局委员，此事宜由你定夺。（按语：在中共八大召开之后，张闻天已晋升为候补政治局委员。）问少奇同志。
少奇：收回，不印了。
在那时，少奇同志实际上持有一种较为正确的思想观念，但后来却不敢再公开发表。
少奇同志同样对此事有所顾虑。他曾找乔木进行过沟通，并嘱托乔木向主席汇报。
乔木坚定地表示：“这等事，我无论如何都无法代你发声。唯有你亲自出马，方为正途，我自是不能越俎代庖。”
在草拟决议的过程中，我们几人经过商议，一致认为无论如何都不能将其描述为“反党集团”，乔木同志你也同样如此。
随后，乔木提及，是毛主席吩咐他撰写关于“反党集团”的报道，尤其是随着“军事俱乐部”事件的浮出水面，这一指控便不可避免地升级为“反党集团”的指控。
因此，乔木在撰写那篇文章时，内心充满了矛盾。实际上，乔木在很大程度上是赞同彭德怀的观点的。
自庐山会议之后，闻天在科学院撰写的诸多文稿，均经我手转呈毛主席，然而毛主席对此却未曾稍加理睬。
那时我常来。（指刘英和张闻天）是否可前往一观？若此行，我需向他汇报，以免日后有人诘问我的行踪。
主席询问，他近况如何？我回答，他情绪稳定，目前正专注于研究工作。
他昔日常往返于国际书店，搜集各类书籍。然而，自那时起，他的境遇便急转直下。其间，涉及高岗、彭德怀等重大案件，毛泽东认为张闻天在其中亦扮演了某种角色。至少在我看来，他对这些事件的看法是深信不疑的。
张闻天在庐山
11
文革前状况
我们党在“文化大革命”之后遗留了许多难题，时至今日，我仍旧深感困惑。毕竟，那些曾经是毛主席所言，他却似乎可以随时予以更正。
瞿秋白之事《多余的话》毛主席曾亲自向我提及，他对秋白同志的评价是：他是一位书生，且文笔极佳。
他的言下之意，显然并非透露了任何党的机密，亦非意味着他成为了叛徒。然而，不知为何，突然之间，人们将他视为叛徒，这一点也是他亲口所提及的。因此，有些事情，他似乎也感到困惑不解。
在武昌会议期间，毛主席虽正式将权力移交给了刘少奇，然而，他实际上并未真正放手。这种移交仅体现在他缺席政治局会议，那时他的精力有限，常常卧床休养。然而，只要他不同意的事情，任何决定都必须推翻。
彼时，他似乎对小平同志持有微词，曾言小平同志对他有所封锁。他过往提及高岗时，曾指出北京存在两个司令部，一个独立王国，所指的正是高岗。
在“文化大革命”前夕，他提出需另行设立一个计划委员会，并提议组建一个书记处。
计委终告成功，他将余秋里与林乎加等调入，从而巧妙地将李富春架空。
李富春此刻识时务，便挥笔写下了一封信，表示自己将不再过问。他将所有事务悉数委托给秋里处理。自然，余秋里对李富春的安排表示了充分的尊重。
当他提出另外一个书记处的时候，当然邓小平同志不好讲话。周总理就讲，这个恐怕不好吧。
那时他心中所思的书记人选是谁？答案自然是陶铸。因此，任何关于陶铸是刘少奇将其调入中央的言论，对于刘少奇而言，无疑是一大误解。
上海会议时他还提出来他要挂帅，说“我是帅，邓小平是副帅。”这样刘少奇摆到哪儿去呵。
会议结束后，众人纷纷热议，对这起事件感到困惑。自然，无人敢贸然询问。然而，彭老总却当场反驳，语气坚定地反问：“你不是早已挂帅出征了吗？”
此外，他还提及李富春似乎惧怕鬼神，却未明其意。随后，文章又将李富春描绘为常委，然而未及数日，他又显得力不从心。总之，主席此后行事愈发缺乏章法，众人皆不明其究竟意图何为。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具体情况，我实不知情，那期间我身处囹圄，对外界一无所知。
“文化大革命”时期，据说毛主席曾认为“反对周总理会导致国家动荡”。在我看来，他当时对此认识得相当透彻，意识到没有他人支持，他很难独自应对那些事务。若让毛主席担任总理，他能够胜任吗？（刘英插话：当不了！）
因此，对于周，他的感受是这样的：一方面，他察觉到对方并不完全听从他的指令，但另一方面，他又深感没有对方的存在，事情似乎无法顺利进行。
周亦擅于在二者之间寻求平衡。往昔，我们常以“不倒翁”来形容周。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周确实堪当国家之柱石，若非他挺身而出，后果不堪设想。若缺失他那调和之术，国家未来将走向何方，实难预料。
（刘英补充道：后来毛泽东对他也不再信任了吧？）
信任难以实现，任谁也无力改变。即便康生试图掌控，王洪文渴望总理之位，即便他们两位，也均非胜任之选。
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后期，毛泽东本人也开始意识到这一局面若继续下去，将难以收拾。最终，他选择了退场，将这个局面留给了后来者来收拾。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认为对我影响最为深刻的，莫过于林彪事件。他原本坚信林彪对其忠心耿耿，视其为一位相当忠诚的信徒。然而，林彪竟采取如此卑劣的谋杀手段，这对我造成了极大的冲击。
自林彪事件之后，他对所有年长的领导都产生了怀疑，转而信任起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自然也包括江青。因此，他的行为变得异常，甚至到了极端的地步。
2009年2月1日，北京
张闻天与刘英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