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岁少将率6万人叛逃苏联,毛主席预言30年后真相揭晓

1944年9月,抗日战争进入尾声之际,新疆的伊犁、塔城和阿勒泰三地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民众运动,被历史称为“三区革命”。在这场斗争中,一名年轻的维吾尔族军官表现尤为突出他就是祖农·太也夫。

祖农·太也夫的一生几经波折,堪称跌宕起伏。1950年,他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五年后获授少将军衔。然而就在七年后,他离开了祖国新疆,移居苏联,令人感慨命运的变迁。

新疆的历史变迁与人物起伏

实际上,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共产党力量已在新疆地区展开活动。西路军1936年奉命西渡黄河,意图打通通向苏联的交通线路,却在甘肃遭受地方军阀打击,陷入危机。接踵而来的左支队获准进入新疆,成员在新疆军事学院深造,后来成为抗日战争中的精英。

虽然新疆未直面抗日主战场,长期的战争冲击却严重破坏了各民族赖以生存的农牧业。为了振兴经济,1938年,毛泽民担任新疆财政厅副厅长,陆续推行改革使财政状况明显改善。地方军阀盛世才于1942年背离革命,残忍杀害了陈潭秋、毛泽民等共产党人,对新疆造成巨大创伤。一批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熏陶的进步分子继续坚持斗争,发动反盛世才的运动。

祖农·太也夫出生于1919年,他的青年时期恰逢国家动荡,理想与命运交织。1944年,伊宁解放组织掀起武装斗争,祖农·太也夫担任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后来升任军事厅厅长。次年,在帕里诺夫领导下,民族军组建,他出任副总指挥,手握1.5万兵力,气势不凡。

当地民众对国民党统治极为不满,三区革命实质上是一次群众基础深厚的反国民党斗争。解放战争期间,民族军虽不处主战区,却始终保持行动,尤其在1947年国民党对阿勒泰、玛纳斯等地发起攻击时,部队奋力反击,战况激烈。

中央政府高度关注新疆,主流报刊对三区革命进程做了详细报道,同时揭露国民党当局在当地实施的民族压迫政策。事实上,早在1946年三区代表便与中共高层接触,新疆省联合政府秘书长阿巴索夫更在南京“国民大会”上与董必武深入交流。阿巴索夫详细汇报三区革命规模及军事斗争,表达了希望中共派员主导新疆革命的诉求。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新疆,祖农·太也夫等人积极响应。翌年,民族军在伊宁接受整编,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军”。他本人并未留在第五军,而是转任新疆军区副参谋长,以丰富的军事经历和管理能力,在1955年获授少将军衔,并荣膺一级解放勋章这段时期,堪称其人生的巅峰。

因长期工作于新疆,祖农·太也夫对当地实情了然于心,但由于汉语能力有限,他常常需要翻译协助。戴庆媛便是在他升任少将后任职新疆军区司令部,专门承担维文翻译。她初到司令部时,赶上原打字员转业,因而成为他的助理。祖农·太也夫习惯口述文件,由她记录整理,再复述修改,两人配合默契。工作繁重之际,办公室又调来一名女同事协助,由于经验欠缺,祖农·太也夫仍倾向于让戴庆媛处理重要文书。她一直担任此职直至1958年调离,却未曾料到祖农·太也夫随后会做出震惊人心的决定。

关键抉择与边境风云

新疆历史向来与北方俄罗斯(后来的苏联)的势力纠缠。苏联既是共产国际中心,又力图扩展地缘优势,欲把新疆变成蒙古式缓冲区。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意识形态明显转变,期望与过去割裂,避免重蹈覆辙。

进入1960年代,中苏关系骤然紧张。随着中苏分歧公开化,苏联祭出经济制裁,试图逼迫中国让步。但毛主席坚持独立自主,果断反击。苏联停止对中国核武研究的全部援助,使双方关系彻底崩坏。中国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展现自主性,对苏联模式也持客观批判态度。“一边倒”政策逐步终结,乃至军事与战略对抗风险逐渐加剧,经济与安全形势愈发严峻。

1962年,随着新疆地区春荒恶化,苏联趁机派遣特工渗透伊犁、阿勒泰、博尔塔拉等地,挑唆边民外逃,并联络祖农·太也夫与伊犁军区司令员马儿果夫·伊斯哈科夫。这两位少将没能抵挡诱惑,被苏联特工策动。

苏联为制造更大冲击,指导他们打着“走进牧区”的旗号,深入村寨,鼓动民众。大批军官随行,叛逃事件迅速蔓延,数万边民跟随离开,其中绝大多数经霍尔果斯口岸涌入苏联,潮流持续三天三夜。苏方甚至白天使用广播引导,夜间则打开探照灯。此次外逃涵盖众多民族,包括维吾尔、哈萨克、俄罗斯、回族,甚至汉族边民,主体为农民。部分县城因此人口锐减,几近空城。

事件很快传至中央。毛主席闻讯后坦言:“人家已经把手伸进我们的军队,要我愿意走的不必强留。我不信那边有乐园,也不信这全是信仰所致。”两名少将提前递交报告,试图体面离去。周恩来也关注此事,与毛主席讨论后说道:“还有些人要走,是否做些工作?”毛回应,“再过二三十年就会明白。”

毛主席还表示:“想走的人可以送行。”他的预判,基于对苏联局势的深切了解。

整个事件在当时影响深远。同年四月,叛乱分子又打砸商铺、殴打平民,煽动更多边民强行冲关。王恩茂,长期主政新疆,迅速组织会议并调兵遣将,协助恢复地方秩序。王恩茂道:“此次外逃有预谋,有外部推手,但经济差距是根本动因。新疆稳定,需要发展经济。”

历史也印证了这一判断。29年后,苏联解体,众多曾离开的边民尝试归国,高喊“我是中国人”,却再难回来,大多在比什凯克和骚葫芦定居。祖农·太也夫晚年也生活在阿拉木图,直至1988年去世。

参考文献:

1. 梅兴无 《王恩茂的新疆岁月》 载于《党史纵览》

2. 杨瑞华、贺方兴主编 《共和国将帅全纪录 第5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