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丹，一位声名显赫的红二代，系已故中央调查部部长孔原与原国务院副秘书长、总理办公室副主任许明的儿子。“文革”岁月里，孔丹作为高干子女的杰出代表，曾担任北京四中革命委员会的领导职务，并执掌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简称“西纠”）的帅印。他精心策划并成功组织了一系列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与活动。“西纠”解散之后，孔丹历经磨难，两次入狱，并接受了下乡锻炼的考验。“文革”落幕之际，孔丹开启了研究生涯、从政之路和商业生涯。退休之后，他全身心投入文化事业，致力于推动中华文化的复兴与发展。
孔丹，1966届的毕业生，与北京四中这所历史悠久的知名学府紧密相连。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四中因培养出众多高级干部的子女而享誉盛名，这些学子日后在政界与商界崭露头角，成为了具有深远影响力的领军人物。陈元、刘源、林立果、付阳、付亮兄弟（彭家）、薄家三兄弟、贺鹏飞、徐小岩、陈小鲁（初中阶段）、邱晨光、刘安东、宋克荒、李新桅等，均成为了北京四中校友的杰出代表。孔丹在校期间的表现尤为突出，无论是学业成绩还是社会活动，都受到了广泛的赞誉。自初中起，孔丹便担任学生干部，展现出了非凡的领导才能。到了高二，他更是身兼学校团委副书记和校学生会主席等多重职务。1965年，年仅18岁的孔丹，成为了北京首批两名学生党员之一。孔丹入党那年，北京四中党组织还吸纳了马凯（曾任国务院副总理）、秦晓（原中科院办公厅主任秦力生之子，曾任招商局集团及招商银行董事长）、李三友（其父为原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等人入党。孔丹曾坦言，正是这些学生党员，引领了北京四中初期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众多高干子弟，也成为了文革初期老红卫兵的骨干力量。
声援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和“维稳”北京舞蹈学校。据孔丹回忆，尽管当时许多高干子女积极投身于红卫兵的组织活动，他却持有不同的看法。他不仅反对成立红卫兵组织，也对高干子女提出的血统论持有异议。然而，他的同学李杭却持有不同的观点。1966年5月29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一些学生在校内成立一个名为“红卫兵”的组织。6月2日，红卫兵发布了第一张大字报，公开挑战校领导，引发了学校党委的反击，加剧了双方的冲突。1966年6月8日，孔丹带领薄家兄弟等300余人前往圆明园，声援被压制的清华附中红卫兵。他们在给清华附中红卫兵赠言中写道：“为革命，纵有一死，又有何惧？捍专政，复永生，血染河山！”与此同时，“血统论”的思潮在北京的中学校园内悄然兴起。一些高干子弟提出了极具封建色彩的口号：“父亲英雄儿子好汉，父亲反动儿混蛋。”“对联”一经出笼，就在大中学校及社会引起了强烈的争论。北京舞蹈学校举行的一次关于“对联”的辩论会，双方唇枪舌剑，各执一词，交锋相当激烈。辩论中，支持和反对血统论的红卫兵云集，孔丹率领北京四中的人员前往北京舞蹈学校维持秩序，但据知情人透露，他们实际上是声援支持“老子英雄儿好汉”那一派的。此外，以打人闻名的四中学生刘辉宣（后改名为礼平）还谱写了《对联歌》，进一步推动了这一思潮的传播。
清华附中红卫兵运动的发起者中，自左至右依次为宋柏林、王铭、骆小海、张晓宾、邝桃生、袁东平、卜大华、阎阳生。
向中央发起废除高考制度的倡议。在文革的汹涌浪潮中，北京四中的学生们虽然未能率先加入红卫兵的行列，却选择了以独特的策略应对。当孔丹从同学薄熙永——薄一波的儿子——那里得知1966年的高考可能因运动而暂停时，他毅然决定向中央提出废除高考制度的倡议。鉴于北京四中高干子弟众多，此举可能引发争议，孔丹选择了与北京市第一女子中学携手，共同发起这一行动。1966年6月10日，孔丹所在的班级向毛主席发出《北京市第四中学高三(五)班革命学生给毛主席的一封信》，同时，北京四中全体师生也发布了《北京市第四中学全体革命师生为废除旧的升学制度给全市师生的倡议书》。与此同时，北京市第一女子中学高三(1)班的学生们也向党中央和毛主席递交了《北京市第一女子中学高三(四班)学生为废除旧的升学制度给党中央、毛主席的一封信》。这些信件言辞激昂，坚决要求打破“封建高考制度的枷锁”。信件由刘源转交至刘少奇手中。6月18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这些信件，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与热议。随后，中央迅速响应了学生的呼声，决定将高校招生推迟半年。至7月24日，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考办法的通知》，明确指出大学招生将“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方式”，从而正式废除了高考制度。这一举措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一些高干子弟欢欣鼓舞，而一些高知子弟则感到了巨大的压力。高考的暂停，持续了整整十一年。
履新革命委员会主任一职后，便着手组织了一系列批斗活动。在文革的早期阶段，随着市委工作组撤离以及校党委的失灵，北京四中陷入了权力的真空。在此情形下，孔丹提议由高三各班的团支部共同接管学校的管理。高三年级支部迅速掌握了整个学校的文革运动，并设立了学校的文化革命委员会。孔丹被推选为委员会主任，而秦晓与薄熙永则担任副主任。1966年8月4日，北京第四中学发起了针对教师的一次批斗活动。二十余名校领导和教师被迫戴上高帽，在操场上被押送游斗，被冠以“黑帮”之名。他们身上被泼墨水，衣物被撕裂，甚至遭受了身体上的暴力。在这次批斗的尾声，所谓的“黑帮”被迫集体高唱由四中学生创作的“嚎歌”。此外，学校还设立了“牛鬼蛇神队”，亦称“专政队”或“劳改队”。超过10%的教师被纳入此队伍，每日被迫从事繁重或污秽的劳动，并承受着身体与精神上的羞辱。1966年8月19日，孔丹、董良翮与陈小鲁策划组织了北京第四、六、八中学的红卫兵在“中山音乐堂”举办“斗争会”。在数千名观众的注视下，北京四中的刘辉宣率先动手殴打他人，引发了一场暴力冲突。众多学生挥舞着铜头皮带加入殴打，现场无人劝阻。教育局长李晨头部被打得血流不止，红卫兵将他带至后台简单清洗后，又将他押回前台继续跪地。第八中学副校长温寒江在台上被打至昏迷，血迹斑斑。不久，北京四中的女校长杨滨也遭到了围攻。
成立北京四中红卫兵组织，组建“西纠”。毛主席首次接见红卫兵之后，孔丹迅速在北京四中建立了红卫兵组织，其领导层主要由革命军人及干部的子女组成。在“八一八”事件之后，全国范围内红卫兵组织如同春笋般涌现，平民家庭背景的成员也开始登上政治舞台，诸如朱成昭、蒯大富等便是其中的代表。与早期红卫兵针对教师和“黑五类”的造反行为不同，这一时期的造反派红卫兵将矛头指向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众多老干部因此遭受批斗。毛主席对红卫兵的接见引发了全国各地的红卫兵纷纷涌向北京，导致首都秩序陷入混乱。为了维护首都的社会秩序，并反对无序地揪斗革命老前辈，孔丹、陈小鲁（八中）、董良翮（六中）等人士迅速达成共识，共同策划成立了跨单位的红卫兵组织。
1966年8月25日，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简称“西纠”）正式成立，其成员均来自31所中学的“红五类”。纠察队的核心成员多为高干子弟，孔丹担任司令，陈小鲁和董良翮（董必武之子）担任副司令，骨干成员多出自四中。王向荣负责组织组，赵胜利掌管作战组，秦晓负责宣传组（李三友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西纠的10道通令主要由他起草）。西纠总部设有两个纠察连，其中一支连队由四中的学生组成，连长为孔栋（孔丹之弟），指导员为徐文连（徐海东之子），负责监督其他红卫兵组织。西纠的宗旨是“用鲜血和生命捍卫父辈创立的红色江山，永葆其本色”，理论核心是“这天下是老子打下的，我们不管谁管”。
从左至右依次为赵胜利（西纠作战部长）、孔丹（西纠司令）、秦晓（西纠宣传部长）。
“西纠”为稳定北京社会秩序做出了一定的努力。"西纠"自成立之初便得到了总理办公室的周荣鑫和许明的大力支持与悉心指导。他们为"西纠"成员提供了住房、汽车、司机和厨师等生活便利，孔丹更享有与周总理直接联系的特权。花帅亦对"西纠"表示了肯定，称赞其通令写得出色。"西纠"成立仅六日，成员们身着绿军装、腰系宽皮带，臂戴红袖箍，以鲜明的形象开始在公众面前亮相。8月31日，"西纠"接到了一项重大任务——保卫毛主席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时的天安门广场。当时广场上人潮汹涌，毛主席的车队难以通行。"西纠"的红卫兵不得不采取极端手段，用皮带驱赶围观的学生，硬生生地为毛主席的车队开辟了一条通道，使其顺利通过金水桥。孔丹认为他们完成了一项极为重要的使命。然而，据陈小鲁所述，当毛主席目睹了他们打人这一场面时，显得颇为不悦。九月初，周总理特别指定"西纠"接管北京火车站，以整顿那里的混乱秩序。"西纠"派出董良翮、陈小鲁率队前往，孔丹评价说："董良翮、陈小鲁他们把整个车站秩序维持得很好，保证了在史无前例的大串联中，一千万红卫兵进出北京的秩序。"除了在天安门广场和北京站维护秩序外，"西纠"还奉命保护了一些老干部免受冲击的责任。孔丹回忆说："他们曾经保护过班禅、程砚秋遗孀、刘诗昆、余秋里等人，后来发展到很多人来找他们，求他们帮忙保护。"
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于天安门。
“西纠”的暴力行为和孔丹的被捕。在维护北京社会秩序和保护一些老干部及民主人士方面，"西纠"确实做出了一定的努力。然而，西纠给人的印象就是崇尚暴力，他们不仅对造反派红卫兵（如北京地质学院、北京航空学院的红卫兵）进行打击，还参与了破"四旧"、抄家、批斗、游街和打人等暴力行为。特别是"西纠"发布的第四号和第七号通令，导致了约八万名被标记为"黑五类家庭"的成员被迫离开北京；“西纠”成员在北京六中私设拘留所、私设公堂、抓人拷打，还致人死亡。“西纠”的这些行为引起了民众的极大反感，也遭到了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严厉批评，江青痛斥他们“以贵族自居，以为血统高贵，盛气凌人，什么东西！”1966年12月，首都三司发出通令，要求解散“纠察队”。通令指出：有些纠察队“把革命左派打成“反革命”、“右派”，把斗争矛头指向群众。实质上，他们就是资产阶级保皇派。这样的“纠察队”必须打倒。”随后，西纠负责人孔丹被捕，董良翮投案。“西纠”在中央文革的强大施压下停止了活动。“西纠”队伍瓦解后，少数老红卫兵又联合起来成立了“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进一步与中央文革、与造反派组织对抗，遭到公安部和中央文革的镇压，联动的核心人员被抓。孔丹被捕后，其家庭也遭到重创：其父孔原被隔离审查，母亲许明因无法承受压力而选择了自杀。周荣鑫也因受到牵连而被迫下台。
在文革时期，工人宣传队引领四中的师生们对所谓的“反动学生”进行批斗。
孔丹再遭隔离审查，经历上山下乡。孔丹被捕后，在监狱中度过了四个月的囚禁，期间他主要坦白了与“西纠”有关的打人事件。得益于“三老四帅”的坚持抗争，1967年4月22日，毛主席下令释放了包括孔丹在内的众多被囚禁的“西纠”和“联动”成员。重获自由的孔丹并未选择缄默，而是与马凯、秦晓、李三友等人携手创办了《解放全人类》这一铅印小报。他们试图对文化大革命期间涌现的问题提出独到见解和观点。在这一过程中，武汉造船厂的军代表王军（王震之子）找到了孔丹，并慷慨资助了200元钱，条件是他们需反对林彪。面对这一要求，孔丹回答道：“此事我们不能盲目照做，需讲究策略。”然而，他们的小报仅发行了三期，就因言论引起了北京四中军宣队的怀疑，不得不停刊。北京四中甚至出现了针对他们的大字报，直指孔丹等人：“孔丹雄心在，秦晓意未宁，三友挥笔动肝火，翻案舆论声。”随后，孔丹、秦晓、李三友和王向荣等四人被学校军宣队和造反派红卫兵隔离审查了40多天。审查结束后，孔丹选择了不再参与任何政治活动。1969年2月，作为逍遥派的一员，孔丹前往陕西延安地区插队。在插队的四年里，他的思想经历了深刻的变化，将这段时间视为对自己品德的磨砺。他坚持自学大学教材和多门外语，尤其在陕北窑洞中研读黑格尔的著作，赢得了人们的赞誉。1975年11月，孔丹的父亲孔原担任总参二部政委后，孔丹结束了两年的待业生活，开始了工作生涯。尽管最初未能成为王震的秘书，但他最终获得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资料员的工作。
孔丹陕北上山下乡
“文化大革命”落幕之际，孔丹踏上了攻读研究生、步入政坛、投身商海及挥毫著述的人生旅程。1978年，孔丹以高中学历之资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荣幸地成为了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教授的首批研究生之一。吴敬琏教授曾对他的品质与能力给予高度赞誉，称他“谦逊待人，专注工作，辩论技艺高超，对中国经济拥有独到的见解。”研究生生涯结束后，孔丹担任了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张劲夫的秘书，从此踏上了从政的道路。1984年，孔丹致信陈云，提议对红卫兵问题应进行区分对待，严谨处理，以防止将无辜者卷入清理之列。同年2月27日，陈云对孔丹的信件作出批示，肯定了他的观点，并指示相关部门进行深入研究。据此，那些红卫兵未被列入清理的“三种人”之列。陈云还将孔丹的信件转发给政治局常委，其他常委亦纷纷表示赞同。同年，"西纠"、“联动”事件得以彻底平反。然而，此事件亦使孔丹受到指责，导致他退出政治舞台。自1984年起，孔丹在光大集团任职长达16年，历任光大信托总经理、光大集团副总经理及总经理等职务。2000年，他被调至中信集团，担任副董事长兼总经理。2006年，他被任命为中信集团董事长。从领导岗位退下后，在中信党委的支持下，孔丹创办了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同时，他肩负起文化复兴的重任，带领“中国学派”的专家学者们，致力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推动中国文化的独立与自强。2013年，在老友王岐山、马凯的多次催促下，孔丹完成了自传体口述史《难得本色任天然》。书中用半数篇幅回顾了他经历的“文革”。有人认为孔丹的书流露出他的家国情怀，但也有人认为其书写谨慎，字斟句酌，痕迹明显。
孔丹曾这样评价文革：“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但也给全党全国从高层到群众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反思，没有这种反思就不可能坚定地回到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上来，就不可能那么快的统一认识，就没有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就不会有中国的今天，更不会有中国的未来。”他还说，“我觉得毛主席是站得很高的，他发动“文革”应该有一个要防止这个党变质的立脚点。但“文革”毕竟是一场给无数人带来灾难的政治运动，包括我们家，一度家破人亡。”对于孔丹，有人这样总结：“终其一生，孔丹都立于潮头之上，或时势使然，或主动为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