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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章】
毛泽东在延安接受采访时，说了一个让很多人惊讶的事实：他小时候经常受到父亲的责打，而且总是分到家里最差的饭菜。
他既没有苦笑，也没有表现出愤怒，而是平静地讲述了那些细节。之后，没有人再提起过这些事情。
餐桌旁的“教导”和严厉
在韶山冲，当天空刚刚泛白，田间的雾气还未消散时，毛家屋后的水沟里常年流淌着浑黄的水。毛泽东小时候经常在这里读书、洗脸、吃饭，同时也在这座屋子里受过不少责打。
毛贻昌是典型的湖南人，虽然没什么文化，但在算账和耕种方面很有一套。他通过种田卖粮，一年到头省吃俭用攒下些钱，最终让家庭从租地种田的佃户变成了拥有土地的地主。
但人没变得宽和，反而更谨慎、更吝啬，也更暴躁。他不信那些读书人的清高，说：“会念书有啥用？读不出钱。”
毛泽东是家里的老大，从小就去私塾读书，写字比大人都好，可是爸爸从来没夸过他。
有一次，毛泽东在桌子上看《三字经》，念了老半天“昔孟母，择邻处”，他爸爸脸色不好，一巴掌把书拍掉，问：“你想念这个，还是想种田吃饭？”
在毛泽东的记忆里，最鲜明的不是书本上的知识，而是大家一起分食的场景。
他吃的饭是最差的，父亲给他盛了点白米饭，弟弟也是一小碗白饭，而锅底那些糊了的饭渣则给了毛泽东。“你想当读书人？那就先吃点差的，看看你还记得多少字。”说罢，父亲便把勺子扔进了盆里，溅起一阵水花。
毛泽东从不直接反驳，他只会望着桌面发愣，默默地吃完饭，然后跑到田边躺下，有时甚至会往山上走，翻过山岭，找些书来看，即使是旧书也行。
他说：“父亲最常打我，不是因为我偷钱，也不是因为我偷吃，而是因为我看书。”
在《毛泽东自述》里，他讲到一件发生在自己14岁时的事情。那年，为了偷偷看《三国演义》，他躲到了屋后的菜地里，看得入迷，竟然忘了时间，回家时天已经很晚。父亲非常生气，用藤条从堂屋一直打到厨房，母亲怎么拦也拦不住。他咬紧牙关，硬是忍着疼痛，在地上打滚，身上全是血痕。
那天晚上，他悄悄地跑到小溪边，把《三国演义》藏进了泥土里，因为他害怕再次被打。
在父亲看来，儿子上学是花冤枉钱，不是在做投资，而是在浪费。每当毛泽东和他提到想上学的事，父亲总是反问：“你读完书能种多少田？”
母亲文七妹则完全不同，她虽然识字不多，却悄悄用自己的积蓄买书给毛泽东。这事被父亲发现后，家里闹了好几天。
妈妈被人说成是“软骨头”，毛泽东被打了两个耳光，但他没有哭，也没有辩解，只是回到房间继续读《资治通鉴》这本书。
他曾说：“我爸爸很强，但我也不弱。”可那时，他不过是个常被罚去背粪、只能吃剩饭的少年。
爸爸对他管得很严，从早到晚，家里每个地方都能听到爸爸的吩咐：“别看书了”“去提水”“不许去祠堂听戏”。
毛泽东却不是这样，他把父亲的每次责骂都记在心里，等到以后再慢慢去面对。
离开米店
在毛贻昌的儿子十五岁时，他对儿子沉迷读书的行为感到不满。于是，他找人把毛泽东送到湘潭的一家米店当学徒，表面上说是让他多见见世面，实际上希望儿子能专心学习做生意，不再沉迷于书本。
米店是个宽敞的大房间，里面堆满了米袋，几乎要顶到天花板。毛泽东穿着一件蓝布长袍，经常被叫去帮忙抬米、记账和计算重量。每到傍晚时分，他总是站在高高的米袋上，眺望街口，心里总是感到压抑。
他对米店老板说：“我不想卖米了，我想去上学。”
老板笑了笑，摇着头说：“你爸让我盯着你，他说你要是跑了，他就不管了。”他咬紧牙关，每天都认真工作，到了晚上就点着煤油灯，偷偷看旧报纸。
有一次，被师兄告发了，他又挨了一顿打。这次，是他父亲亲自从家里赶到米行，狠狠地教训了他一顿，说他是忘恩负义的人。
他没有再争论，等到第三天的凌晨，他趁大家不注意的时候，悄悄从后门溜了出去，一直走到东山书院的大门前。
那一年，他刚好十六岁。
东山书院不收逃学的学生，他就偷偷藏在后门，等老师下课时说：“我会背《论语》，也会写千字文，不用给我学费，只让我坐在最后一排听课就行。”
老师被毛泽东的坚持说服了，他穿着旧衣服，坐在角落里。这次，他的饭虽然还是难吃的东西，像馒头、咸菜和冷粥，但他自己选的，没人强迫他。
毛贻昌听说儿子跑掉了，就去找他。他在书院门口大声骂，被书院长劝走了。毛泽东没有去见他，他说：“我要的是书，不是你的账本。”
这次的选择几乎让父子俩的关系破裂，毛家有一阵子不再给他送米送衣服，甚至有人传言毛贻昌已经“不再认这个儿子”。
但毛泽东没有退缩，他住在朋友家里，通过抄书和做杂活来换取食物。他说：“我知道他会恨我，但我一点也不后悔。”
这场冷战持续了好几年，直到1910年，毛泽东在湖南一师的考试中取得了第一名的成绩，毛贻昌这才托人捎去一封信。信中没有问候也没有道歉，只简单地说了句：“读书之余，也要学会种田。”
由于父子关系没有得到修复，毛泽东一直没有回家过年，甚至在父亲病重时也没有赶回来。
在1919年，父亲离世了，他只是给家里写了一封信，让弟弟帮忙处理后事。信里他写道：“父亲给了我生命，也给了我磨难，但我并不怨恨他。”
想法形成以后，父亲的影响依然还在。
毛泽东离开家乡韶山很多年后，走上了与父亲完全不同的道路。
他没有成为农民或商人，而是变成了一个学生、思考者和组织者。他的足迹从东山书院到湖南一师，最后到了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助理员。虽然生活条件艰苦，但他内心非常坚定。父亲的严厉对他来说就像一道门槛，他已经跨过去了。
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他创立了新民学会，积极参与政治话题的探讨，阅读了《天演论》《新青年》等书籍，在这些书中，他发现了支持“反抗”的理由。
他讲道：“社会不应该像我父亲那样压制儿子，也不应该像地主那样压迫穷人。”
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他在长沙组织了游行，并写文章严厉批评官僚和买办。虽然这些文章中没有直接提到“父亲”，但很多观点都源于他少年时期遭受压迫的记忆。
比如，他描写农民的艰辛，提到“孩子们没有选择自己命运的权利，被父辈的期望紧紧束缚”，这不像政治标语，更像是个人的回忆。
朋友问他说：“你爸爸是不是特别不同意你出来工作？”
他没有直接回答，只是说：“他不是反对我的行动，而是反对我看书。”
他明白，毛贻昌从不在乎什么主义或革命，他只关心自家的田地和一年的收支情况。对于像毛泽东这样“走出家门”的儿子，他觉得是个例外。
因此，他完全脱离了老家庭的束缚，进入了一个更加广阔的新天地。
在他看来，父亲并不是一个坏人，而是那种压迫者的象征，这种压迫并非出于恶意，而是体制使然。他说这话时语气平和，却透着一股冷意。
那不是仇恨，而是割裂。
1939年，我站在延安的土地上，心中充满了感慨。
1939年，在延安的保安，毛泽东第一次向外国记者讲起了自己的童年。当时，埃德加·斯诺问他：“你的家庭对你有什么影响？”
毛主席提到，他的爸爸性格很急躁，常常会打他，还总是让他吃家里最差的饭菜。
这句话在《西行漫记》中有记载，成为了研究毛泽东童年心理的关键线索。
许多人对他直言不讳的态度感到意外，没有夸大，没有粉饰，既不赞美家庭关系，也不抱怨艰辛，仅仅是一句平平常常的叙述。
最差的饭，不仅仅是食物本身。
那是身份的标志、思想的枷锁、命运的模板。少年时期的毛泽东被迫接受较差的伙食，就像人们认为他“读书无用”，只能回家种地一样。他吃下的，是家庭对“书生”的不认可。
毛泽东并不倾向于以怀念的方式回忆他的父亲，他从未刻意美化自己的出身背景。
他明白，自己的成功是经过长时间努力得来的，他曾避开过惩罚，也逃离过苦役，每一步都是自己努力争取来的。
但他从不否认毛贻昌的重要性。
在一些私下聊天中，他提到：“他父亲很会过日子，每天早上五点就起床，晚饭后还会数数钱，每一分钱都算得很清楚。”这是让人佩服，但我不完全认同。
他知道毛贻昌打他、不给他好吃的饭，不是因为恨他，而是因为他们想法不一样。
毛贻昌重视规矩、尊卑和节约，而毛泽东渴望突破这些限制，因此两人之间的分歧无法调和。
即便在毛泽东取得巨大成就之后，他也没有刻意美化自己的家庭经历。与那些常说“家风严格”“父亲明智”的人不同，他只是坦诚地说“父亲经常打我”“给我最差的饭菜”。
真实，甚至显得很冷静。
那段成长岁月，充满了拼搏，没有丝毫轻松。
这段父子间的矛盾对毛泽东后来如何看待社会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年轻时提倡打破旧家庭模式，反对家长独断专行，这些都是有其深刻背景的。
他不只是通过读书和听演讲才有了改变，而是在吃饭时、在卖米的小铺里、在藤椅下，慢慢形成了不同的想法。
斯诺没有问毛泽东是否原谅了父亲，毛泽东也没回答，但从他一直没提这件事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问题没有解决，也不需要解决。
那是他成为毛泽东的必由之路。
那碗所谓的“最差的饭”，他始终铭记在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