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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10月的北京，秋高气爽，天空湛蓝如洗。人民大会堂内灯火辉煌，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纪念大会正在举行。来自海内外的各界人士齐聚一堂，共同缅怀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在主席台上，一位77岁的老人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正与参会代表一一握手致意。
当她走到一位满头银发的老者面前时，脚步突然停了下来。老人戴着老花镜，目光在这张苍老的面孔上停留了片刻，随即紧紧握住对方的手，眼眶瞬间湿润了。
这位白发苍苍的老者，离开祖国已经整整32年。32年的海外漂泊，32年的思乡之苦，32年的内心煎熬，终于在这一刻画上了句号。
他的双手微微颤抖，眼中闪烁着复杂的光芒——既有重回故土的激动，也有对往事的愧疚，更有对一位已故恩师的深深怀念。
会场上的人们并不知道这位老人背后隐藏着怎样的传奇故事。他曾是黄埔军校的风云人物，曾在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做出过让所有人震惊的选择。
他曾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做出了一个影响一生的决定。他曾戎马半生，经历过无数次生死考验。他曾被通缉、被追杀，不得不远走他乡。
有一个人，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始终没有放弃寻找他。
即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那个人依然念念不忘，希望他能回来，为祖国统一事业尽一份力。这份跨越半个世纪的师生情谊，成为那个时代最动人的注脚。
【一】贫寒少年的革命梦
1904年的深秋，湖南长沙县北山村的一户贫苦农家里，传来了婴儿的啼哭声。
这个在农历九月初九出生的男孩，祖上三代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祖父和父亲没有田地，只能靠给地主打短工和做些家庭副业勉强糊口。
男孩从小就跟着父母干活，卖柴、养猪、挑水、割草，什么苦活累活都干过。这样的生活锻炼了他强健的体魄，也让他从小就懂得生活的艰辛。
每当看到母亲为一家人的生计愁眉不展，看到父亲在寒冬腊月还要外出做工，他心中就暗暗发誓要改变这种命运。
那个年代的湖南，是南北军阀必争的战场。几乎年年都有战争，败军沿着粤汉线南逃北窜，百姓们流离失所，到处都是逃难的人群。
男孩亲眼见过那些拖家带口、衣衫褴褛的难民，见过路边饿殍遍野的惨状，见过被战火烧毁的村庄。这些经历在他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1916年，男孩读完小学后，因为家里实在拿不出钱，只能辍学在家。好在他有个在城里教书的堂兄，看他聪慧好学，于心不忍，便资助他继续读书。
堂兄不光帮他交学费，每到寒暑假，还亲自教他读古文、练书法、学作文。在堂兄的悉心培养下，男孩的文化功底日益扎实。
堂兄原本希望他将来能通过读书习文出人头地，但时局的变化打破了这个规划。辛亥革命之后，军阀混战愈演愈烈，国家四分五裂，外强虎视眈眈。
男孩常常和同学们讨论国家的前途命运，大家都觉得光靠读书是救不了国的，必须投笔从戎，拿起枪杆子来改变这个世界。
1923年12月，一个消息让这个19岁的年轻人兴奋不已——广州革命政府派人到长沙公开招考军校学生。
这年他刚好从长沙师范学校毕业，各方面条件都符合报考要求。他与同乡的几个有志青年一起报了名，顺利被录取。
拿到录取通知书那天，年轻人激动得一夜没睡。他向亲戚朋友东拼西凑，好不容易筹到了30块大洋的路费。
1924年1月，他与20多名被录取的同学组成一个队伍，公推一位年长的同学做领队，绕道武汉、上海、香港，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到达了广州。
初到广州，年轻人先进入一所陆军讲武学校学习军事。这所学校是由一位名叫程潜的将军创办的。
五个月后，孙中山先生决定将这所学校并入刚刚成立的黄埔军校。就这样，年轻人成为了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学生，被编入学生第六队。
进入黄埔军校的头几天，年轻人的心情颇为复杂。
他在广州街头看到了许多让他失望的景象——到处都是烟馆，赌场妓院林立，一些号称革命军的散兵游荡在街上，占地盘、包赌抽头，横行无忌。这让他怀疑革命军队的真实面貌。
转折很快出现了。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宣言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国共两党开始第一次合作，中国革命呈现出全新的面貌。
这一切让年轻人看到了真正的希望。在黄埔军校里，他见到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同学，大家都怀着一腔热血，要为国家的前途命运而奋斗。
在同乡学长的影响下，他坚定了投笔从戎、报效国家的决心。
【二】黄埔军校的峥嵘岁月
黄埔军校的生活，紧张而充实。每天清晨五点，起床号就会响起。学生们要进行晨跑、操练，然后才是早餐。
上午是军事课程，步兵操典、射击、战术、筑城，每一门都要认真学习。下午是政治课程，三民主义、社会发展史、时事分析，让学生们对革命有更深刻的认识。
年轻人在黄埔军校的表现非常优异。他军事训练刻苦认真，射击、格斗、行军样样精通。
更难得的是，他文化功底扎实，理解能力强，写得一手好文章。教官们都注意到了这个既能打仗又能写文章的湖南学生。
黄埔军校刚成立时，广州已经有一个"陆军四校同学会"，成分比较复杂。
为了改造旧军队意识，反对雇佣思想，以共产党人为主导，在黄埔军校成立了"青年军人联合会"。这个组织规定，凡黄埔同学，不论是国民党员还是共产党员，都是当然会员。
年轻人觉得这个组织的宗旨很符合自己参加革命的初衷，于是积极参与其中，成为联合会里比较活跃的一员。他经常在集会上发言，慷慨陈词，展现出很强的组织能力和表达能力。
1924年，一位年仅26岁的政治部主任来到了黄埔军校。这个人叫周恩来，是孙中山先生特别器重的共产党人。
周恩来到任后，以卓越的领导才能和创造性的工作精神，将政治工作做得有声有色。他不光善于协调解决左派与右派之间的矛盾，而且深受蒋介石的信任与器重。
周恩来很快注意到了这个来自湖南的年轻人。他发现这个学生虽然不太张扬，但做事认真踏实，军事训练成绩优异，政治觉悟也很高。
周恩来把一位同样来自湖南的学生叫到办公室，交代他多关心这位小老乡，因为准备发展他入党。
这位学长在黄埔军校里名气很大，人人都知道他是个能干而热情的革命者。
他接到任务后，很快就找到了那个年轻人。两人本来就是同乡，关系一直不错。学长开门见山地向他介绍了共产党的主张和理想。
年轻人听得热血沸腾。他看到学校里有很多共产党员，他们信念坚定，作风正派，为了革命可以牺牲一切。
这正是他心目中理想的革命者形象。在学长和其他几位共产党员的影响下，1925年春天，年轻人秘密宣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他成为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中第一个加入共产党的人。
当周恩来得知这个消息后，专门找他谈话，对他表示祝贺。这句话让年轻人倍受鼓舞，他暗下决心，一定要为革命事业奋斗终生。
不久，周恩来把他调到黄埔军校政治部当干事，成为自己的助手。
那段时间，师生二人接触频繁，周恩来不光在工作上指导他，在政治思想上也给予很多教诲。年轻人对这位年长自己几岁的主任敬佩万分，把他当作自己的人生导师。
1925年，年轻人随军参加讨伐叛军陈炯明的东征。他在第一军60团担任党代表，该团团长是共产党人叶剑英。
在战斗中，年轻人冲锋在前，英勇无畏，出色地完成了政治工作任务。叶剑英对这个年轻的党代表很是欣赏，认为他是个可造之材。
【三】命运转折的关键时刻
1926年，平静的生活被突如其来的变故打破了。黄埔军校内部，"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两派学生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两派学生经常发生冲突，甚至大打出手，闹到校长蒋介石那里。
蒋介石为了平息纷争，下令将两派组织同时取消，另外成立一个"黄埔同学会"，以"亲爱精诚"的校训为宗旨。
年轻人本来对这个决定表示赞成，但很快发现，"青年军人联合会"确实被取消了，而"孙文主义学会"却借着"黄埔同学会"的名义继续存在着。
这让他感到失望和困惑。革命的道路似乎远比想象中复杂，同样是革命者，却要分成两派互相斗争。这些问题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
更大的问题出现在他个人生活上。第一次东征回校后，有个广东籍的同学经常邀请他到家里做客。
这位同学热情地给他介绍了一位执信女子学校的女学生。两个年轻人见面后，都感觉不错，很快就建立了恋爱关系。
初恋的滋味是甜蜜的。年轻人经常在星期天约女友出来见面，有时候还会陪她逛街、看电影。
渐渐地，他把越来越多的时间用在了恋爱上，对党的工作反而不那么上心了。有好几次党小组开会，他都找借口没去。
这种情况很快引起了党组织的注意。党支部书记是个对组织纪律要求极严的人，他在党小组会议上严厉批评年轻人"小资产阶级的浪漫情调超越了无产阶级铁的组织纪律"。
年轻人心高气傲，对这种当众批评很不服气。他心想，谈个恋爱是个人自由，学校里好些人也在谈恋爱，为什么偏偏抓着自己不放。
其实，党支部书记批评他也是按照组织原则办事。党章明确规定，党员必须参加组织生活，不能无故缺席会议。年轻人总是以各种理由不参加会议，确实违反了组织纪律。
但问题在于，年轻人与这位党支部书记之前就有过矛盾。在一次东征期间，年轻人作为政治部秘书，曾试图调解两派学生的关系。
他觉得大家都是革命同志，应该团结起来一致对外，而不是窝里斗。可这个举动被党支部书记误会为立场不坚定。
两次冲突叠加，年轻人对党组织产生了抵触情绪。
他开始觉得，党内的气氛太压抑了，什么都要讲组织纪律，一点个人自由都没有。加上恋爱让他的心思不在革命上，他逐渐疏远了党组织。党小组开会，也不再通知他了。
就在这个时候，另一股力量开始拉拢他。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早就注意到了这个才华横溢的学生。
蒋介石知道他与共产党关系密切，但也看重他的才能。蒋介石多次对自己的亲信说，这样文武双全的人才，一定要想办法留住。
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突然爆发。
事件之后，蒋介石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开始对共产党采取限制措施。他要求第一军的共产党员必须做出选择：要么退出共产党，要么退出国民党和第一军。
在这个关键时刻，已经与党组织疏远的年轻人面临人生中最重要的选择。
一边是共产党，虽然理想崇高，但道路艰辛，而且他已经与组织产生了隔阂；另一边是国民党，蒋介石正在重用他，前途看似一片光明。
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年轻人做出了决定。他成为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中第一个公开发表退党声明的人。
当时第一军中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有250多人，他们毅然选择退出国民党和第一军，坚守自己的信仰。只有39人选择退出共产党，而这个年轻人是第一个站出来的。
周恩来得知这个消息后，把他叫到办公室。周恩来的声音中带着痛惜和失望，表达了对他的深深遗憾——他既是第一个加入共产党的黄埔学生，也成了第一个退出共产党的人。
年轻人低着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知道自己让周主任失望了，但他觉得自己已经做出了选择，无法回头了。
更让他痛心的是，那位让他动心的女学生，在得知他退党的消息后，果断与他断绝了关系。女生的家人原本就反对这门亲事，现在有了借口，更是坚决不同意。年轻人的初恋就这样无疾而终。
他用退党的代价换来的恋爱，最终还是成了一场空。这成为他一生中最大的遗憾之一。
退党之后的年轻人，正式成为国民党阵营的一员。蒋介石对他格外器重，委以重任。从此，他踏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
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年轻人担任第一军第一师第65团一营连长，随军北上。
在攻占武昌、南昌、杭州、上海、徐州等战役中，他冲锋陷阵，屡立战功，从连长一路升到营长、副团长、团长。1928年春，他率部攻克泰安，进入济南，又因功升任旅长，年仅24岁。
1930年中原大战，他在归德附近作战时腹部中弹，伤势严重，在上海治疗三个月才康复出院。战后评功，他被破格提拔为师长，成为黄埔一期中晋升最快的将领之一。
从一个贫苦农家的孩子，到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将领，这个年轻人只用了六年时间。他的仕途可谓一帆风顺，前途不可限量。
可是，蒋介石很快给他下达了一个让他内心痛苦万分的命令——率部进入江西，"围剿"红军。这意味着他要与自己曾经的同志兵戎相见，意味着他要向那些为共产主义理想而战的战士开枪。
1931年到1934年，他奉命多次参加对苏区的"围剿"。在一次次残酷的战斗中，他的内心煎熬日益加剧。
1933年初，一场惨烈的战斗后，他看着战场上遍地的尸体，悲从中来，在给妻子的电报中写下了一句诗："登仙桥畔登仙去，多少红颜泪始干。"
这封电报被红军截获，送到了周恩来手中。周恩来看到这句诗，立刻明白了他内心的痛苦。周恩来把这句诗牢牢记在了心里。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那个让他终生难忘的人，冒着生命危险来到他的师部。一别十年，两人再次相见。那次会面改变了他对很多事情的看法，也让他看到了民族大义高于一切。
抗战全面爆发后，这位将领率部开赴山西前线。在那场决定民族命运的大会战中，他与八路军并肩作战，打出了军人的血性和民族的尊严。
他在抗战中的表现，让周恩来看到了他内心深处依然保留着的家国情怀。
1949年夏天，大局已定。这位将领面临新的抉择。他没有跟随蒋介石去台湾，而是去了香港。
在香港，他与44名原国民党军政人员联名发表通电。这份通电让国民党大为震怒，立即下令通缉他们。
从此，这位将领开始了长达32年的海外流亡生涯。在这32年里，周恩来始终没有忘记他，一直在打听他的下落。
即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周恩来还在念叨着他的名字，希望他能回来为祖国统一尽一份力。
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的消息传到海外，这位流亡的老人在家中失声痛哭。他知道，自己再也没有机会当面向恩师道歉了。
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这位老人看到了回家的希望。
1981年10月，离开祖国32年后，77岁的他终于踏上了归途。在北京机场，周恩来的夫人握着他的手，眼含热泪地说起周恩来生前对他的牵挂。
然而这位传奇人物的真实身份，却令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四】这位传奇人物名叫李默庵
这位让周恩来牵挂半生的传奇人物，就是李默庵。
1904年10月17日出生于湖南长沙县北山村，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1925年成为黄埔学生中第一个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人，1926年又成为第一个公开退党的人。
他的一生，充满了戏剧性的转折和矛盾。
退党之后的李默庵，在国民党军队中平步青云。1930年，年仅26岁的他就已经是第十师师长，成为黄埔一期中晋升最快的将领之一。他改属卫立煌麾下，开始了长达十多年的戎马生涯。
1931年到1934年，李默庵奉命多次参加对中央苏区和鄂豫皖苏区的"围剿"。这段经历成为他一生中最痛苦的回忆。
1932年6月，李默庵率部参加鄂豫皖苏区的"围剿"。8月13日，他的部队在红秀驿附近行进时，突然陷入红军的包围。担任指挥的三位红军师长中，有一位正是他的黄埔同学——陈赓。
当年在黄埔军校，陈赓是李默庵最敬重的学长。是陈赓把他介绍加入共产党的，两人曾经亲密无间。可如今，昔日的同窗却在战场上兵戎相见，这让李默庵心中百感交集。
那一仗打得异常激烈。李默庵的前卫第30旅旅长和团长先后负伤，部队陷入混乱。李默庵亲临前线指挥，在卫立煌的特务连支援下，才勉强击退红军的进攻。
这一战，他的部队死伤1500多人，师部几乎被摧毁，他自己和卫立煌都险些成为红军的俘虏。
战后，李默庵感叹这是有战以来打得最猛烈、损失最惨重的一次战役。更让他痛苦的是，他知道对面指挥作战的人中有陈赓。两个曾经的革命战友，如今却要你死我活，这是何等的悲哀。
1933年2月，在江西黄陂登仙桥地区的战斗结束后，李默庵率第十师赶到支援，却只看到战场上尸横遍野的惨状。红军与国民党军队在这里进行了一场惨烈的厮杀，双方都损失惨重。
看着那些年轻的面孔永远闭上了眼睛，李默庵心如刀绞。这些人原本都是为了救国救民而参加革命的，可现在却死在了同胞的枪口下。内战的残酷让李默庵感到深深的厌倦。
那天晚上，李默庵给妻子发了一封电报。在电报中，他没有报喜，也没有谈战功，而是写下了自己内心的痛苦。他在电报里引用了一句诗："登仙桥畔登仙去，多少红颜泪始干。"
这句诗表达了他对内战的厌恶，对死难者的哀悼，也流露出他内心深处的挣扎。他后来怎么也没想到，这封电报会被红军截获，更没想到周恩来会亲自看到这句诗，并且一直记在心里。
【五】西安事变后的重逢与抗战中的并肩作战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扣留了蒋介石。消息传出，举国震动。
事变发生后，南京方面分成两派。一派主张武力解决，派兵讨伐张、杨，救出蒋介石；另一派主张和平解决。如果采取武力方案，势必导致内战全面爆发，日本人正好坐收渔利。
李默庵当时担任第十师师长，奉命率部进驻西安。他的部队驻扎在城外一个普通的院落里，位置比较偏僻。
西安事变发生后的第三天下午，李默庵正在师部研究地图，卫兵突然进来报告说有人要见他。话音未落，两位男士就走了进来。
前面一位身穿西装，神采奕奕，气度不凡。李默庵抬头一看，整个人愣住了——来人竟是周恩来，他身边只带了一个随从。
李默庵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西安此时形势紧张复杂，到处都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周恩来作为共产党的代表，冒着生命危险来到自己的师部，这需要多大的勇气。
李默庵连忙将周恩来请到内室。一别十年，两人再次相见，往事历历在目。寒暄之后，周恩来突然话锋一转，提起了1933年那句让李默庵吃惊的诗句。
周恩来解释说，那句"登仙桥畔登仙去，多少红颜泪始干"的诗，是红军从电报中截获转呈给他的。因为诗句写得形象生动，又表达了厌战的情绪，他一下子就记住了。
李默庵听后百感交集。原来周恩来一直记得他，一直关注着他，甚至连他在电报里的一句诗都记得清清楚楚。这说明周恩来从未放弃过他这个曾经"背叛"的学生。
接下来，两人谈起了江西"围剿"与反"围剿"的作战情况，谈起了一些黄埔师生的往来和去向。气氛很融洽，很亲切，仿佛回到了当年在黄埔军校的时光。两三个小时很快过去了。
周恩来起身告辞时，对李默庵说了一席关于抗日大局的话。他强调民族大义高于一切，希望李默庵能为民族解放尽一份力。
李默庵目送周恩来离开，心中涌起复杂的情绪。这次会面给了他很大的触动。他开始反思自己这些年的选择，反思内战的意义。
更重要的是，他感受到了周恩来对他的期望——即使他退党了，即使他站在对立面，周恩来仍然相信他心中还有民族大义。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李默庵率第14军开赴山西前线。部队到达太原后，他专程赶往八路军办事处拜见周恩来。
这次见面，周恩来给了李默庵很多关于游击战的建议。
周恩来说，抗战是长期的艰苦战争，必须发动民众，开展游击战，才能持久地消耗日军。他建议李默庵培训一批青年干部，发动群众参与抗战。
李默庵听从了周恩来的建议。回到部队后，他立即制定培训计划，招考了600名有志青年，送到晋南洪桐县随军集训。这些青年后来成为抗日游击战的骨干力量。
1937年10月，忻口会战打响。这是抗战初期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的会战之一。李默庵担任晋北左翼兵团指挥官，指挥两个师、三个炮兵团以及晋军两个师，负责守卫大白水阵地。
大白水是忻口阵地左翼的重要据点，地势险要。日军如果拿不下大白水，就无法向南推进。李默庵凭借这个天然屏障，指挥部队与友军密切配合，多次打退日军的进攻。
战斗进行到第五天，日军开始猛攻忻口正面阵地。军长郝梦龄、师长刘家麒相继阵亡，南怀化高地失守。战况万分危急。
李默庵立即指挥左翼兵团发起反攻，配合预备队夺回了南怀化高地。这一仗从早晨打到中午，日军以板垣师团的牛岛旅团为主力，动用了大量飞机、坦克和重炮，轰炸极为猛烈。
最危急的时刻，八路军从侧翼发动进攻，有力地牵制了日军兵力。中央军、晋绥军和八路军三方配合，终于顶住了日军的进攻。
忻口会战持续了20多天，中国军队与日军激战，付出了巨大代价，但也重创了日军板垣师团，歼敌数万。李默庵在这次会战中指挥有方，表现出色。
战后，李默庵在回忆录中写道："合则两利，分则两伤。不久前国共两军还在互相作战，转眼间就成了同一战场上的战友，捐弃前嫌，联手抗日，很令人感慨。"
忻口会战之后，李默庵率部转战晋南，在中条山地区开展游击战。
这一带与八路军总部距离不远，双方配合得很好。1938年春节，卫立煌、李默庵等人专程去八路军总部拜年，受到朱德、彭德怀的热情接待。
1939年秋，国共合作开办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因为李默庵在国民党军中擅长游击战，被蒋介石点将调任训练班教育长，主持实际工作。训练班的副教育长是叶剑英。
李默庵与叶剑英配合默契。他们共同举办了三期训练班，培训了近4000名敌后作战人才。这些学员后来成为抗日游击战的重要力量，为抗战做出了贡献。
在训练班期间，李默庵还专门邀请周恩来到南岳驻留一个星期，为学员们讲授游击战的理论和实践。周恩来的讲话让李默庵和学员们都深受启发。
1941年，李默庵调任集团军总司令，驻防浙江境内，继续开展敌后游击战，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
这八年抗战，是李默庵军旅生涯中最值得骄傲的时光。他没有愧对军人的职责，没有愧对民族大义。
【六】内战中的痛苦与抉择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5日，李默庵代表中国政府在绍兴接受了浙江境内日军师团长的投降。抗战胜利了，李默庵以为终于可以过上和平的日子。
可蒋介石很快就撕毁了和平协议，发动了内战。1946年，李默庵升任第三方面军总司令，后改任第一绥靖区司令，移驻江苏南通。
这一次，李默庵又要面对他最不愿意面对的任务——与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作战。
1946年夏，苏中战役打响。李默庵率12万大军进攻苏中解放区，遭遇了粟裕指挥的华中野战军。当时华中野战军只有3万多人，兵力悬殊。
可是粟裕采用灵活的战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短短一个多月时间，七战七捷，歼灭李默庵部5万多人。李默庵的部队被打得七零八落，损失惨重。
这场失败让蒋介石和陈诚大为震惊，也让李默庵对国民党的前途产生了深深的怀疑。他开始思考，这样的内战到底有什么意义。为什么抗战时能并肩作战的兄弟，转眼间又要兵戎相见。
苏中战役的惨败让李默庵遭到蒋介石的冷遇，从此被边缘化。
1948年春，程潜竞选副总统失败后，决心回湖南。程潜保荐李默庵担任湖南省主席。蒋介石也同意了这个任命。
可是李默庵考虑到蒋介石与桂系、湘系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坚决推辞了湖南省主席的职位。蒋介石只好改派他担任长沙绥靖公署副主任兼第十七绥靖区司令官。
李默庵到任后，驻扎在常德。因为辖区没有重要政务，他有较多时间在长沙协助程潜工作。这段时间，李默庵和程潜都看清了形势——属于蒋介石的时代即将结束。
三大战役相继结束，国民党政权已成强弩之末。作为湖南人，李默庵不忍心看到家乡继续遭受战火蹂躏。此时，中央和周恩来就争取李默庵的工作，曾给有关方面发出指示。
李默庵利用掌握的军权，积极参与湖南和平解放事业，帮助程潜做了一些长沙起义的筹备工作。可是就在关键时刻，蒋介石察觉到了程潜的意图，加强了对湖南的控制。
1949年夏，眼看起义时机不成熟，李默庵退出军政生涯，带着家人移居香港。他坚决拒绝了蒋介石要他去台湾的安排。
8月4日，程潜、陈明仁在长沙发表起义通电，李默庵被列为起义将领之一。虽然他人在香港，但这个通电表明了他的政治立场。
8月13日，李默庵在香港与44名原国民党军政人员联名发表起义通电，公开表明对时事和政治的认识和主张。
这份通电震动海内外，国民党政府立即宣布开除他们44人的党籍，并发布了通缉令。
蒋介石派黄埔一期的老同学袁守谦来劝说李默庵去台湾。袁守谦私下里反而劝他千万不要去，说台湾也不安全，蒋介石对有"赤色背景"的人一向不信任。
就在这时，周恩来派人到香港，邀请李默庵回到大陆，参加人民政协的建设工作。可李默庵却谢绝了这个邀请。
他对来人说明了自己的顾虑。他觉得自己曾经退党，曾经长期与共产党作战，如今虽然宣布起义，但并无实际贡献可以自赎。
他没有颜面回去见周恩来，也担心会被人清算。同时他对军政生活已经厌倦，想借此机会彻底告别戎马生涯。
【七】流亡海外32年与最终归来
留在香港并不安全。1949年，原国民党参谋次长杨杰在香港被国民党特务暗杀。消息传来，李默庵大受震动。他知道蒋介石的手段，担心自己也会遭到暗算。
香港当时还在英国控制下，对共产党和进步人士多有迫害。李默庵进退两难——回大陆觉得没脸见人，留在香港又危机四伏，去台湾更是送羊入虎口。
1951年，在胞弟李宗元的帮助下，李默庵举家移居阿根廷。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从此，他将远离祖国，在异国他乡开始新的生活。
在去阿根廷的轮船上，李默庵站在甲板上，望着渐渐远去的海岸线，眼中饱含泪水。他不知道这一去，什么时候才能再回来。
在阿根廷的日子很艰苦。李默庵和妻子顾林要养活一家老小，只能靠做些小生意维持生计。
妻子卖掉了陪嫁的首饰，李默庵也卖掉了心爱的小汽车。从高高在上的将军，到为生计奔波的移民，这个落差让李默庵心中五味杂陈。
但李默庵从不后悔自己的选择。他在阿根廷安心生活，不再过问政治。
几个女儿渐渐长大后，在叔叔李宗元的帮助下，都到美国深造并取得了美国国籍。女儿们学有所成，有的从事生物工程，有的在硅谷经营电子公司，还有的在波音公司任职。
1964年，李默庵夫妇也移居美国，与子女团聚。在美国，李默庵过上了平静的生活。他每天看报纸，关注祖国的变化。
看到祖国的发展，他心中既欣慰又遗憾——欣慰的是祖国越来越强大，遗憾的是自己不能在其中出一份力。
李默庵化名"李霖生"，在美国的中文报刊上发表文章，驳斥那些抹黑中国的言论。他与黄埔一期的同学宋希濂、侯镜如等人保持联系，大家都怀念祖国，盼望着有朝一日能回去看看。
这些年里，周恩来一直没有忘记李默庵。他多次要求驻南美和北美的大使馆设法寻找李默庵的下落。
有一次，周恩来设宴招待几位黄埔出身的原国民党将领。席间，周恩来突然感慨地说起李默庵的事情，表达了希望他能回来的愿望。
在座的人都知道，周恩来对李默庵有着特殊的感情。李默庵虽然退党了，虽然在对立阵营战斗了多年，但周恩来始终相信，他心中还有民族大义，还有家国情怀。
1975年下半年，病入膏肓的周恩来在病榻上，还多次对妻子邓颖超提起李默庵。
他说起如果李默庵能回来，希望他为祖国统一做点贡献。周恩来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他希望能在有生之年见到这个学生。
可惜，周恩来最终没能等到李默庵回国。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在北京逝世。消息传到美国，李默庵在家中失声痛哭，整整三天没有出门。
他的家人不理解，父亲为什么会为一个"敌对阵营"的人如此悲痛。只有李默庵自己知道，他哭的不只是周恩来，更是自己逝去的青春，那段曾经为理想而奋斗的岁月，还有自己一生的遗憾。
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1979年元旦，中国发表《告台湾同胞书》。这些消息让流亡海外的李默庵看到了希望。他开始通过各种渠道，试探性地表达回乡的愿望。
1980年，李默庵与宋希濂、蔡文治等黄埔同学在美国发起成立黄埔同学会，呼吁所有黄埔校友发扬黄埔精神，为促进祖国统一而奋斗。这个倡议得到了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
1981年10月，李默庵应全国政协邀请，回国参加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纪念活动。离开祖国32年后，这位77岁的老人终于踏上了归途。
飞机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走下舷梯的那一刻，李默庵看到邓颖超在机场等候，眼泪瞬间夺眶而出。
邓颖超紧紧握住李默庵的手，眼眶湿润。她说起周恩来生前一直关心他，打听他的消息，临终前还在念叨他，希望他能回来做点贡献。
李默庵泣不成声，表达了对周恩来的深深愧疚和怀念。
在纪念大会上，邓颖超向与会者介绍李默庵为湖南起义将领。
听到这个称呼，李默庵心中百感交集。32年的流亡，32年的思念，32年的愧疚，在这一刻都得到了某种释怀。
回国期间，李默庵参观了很多地方。他去了天安门广场，看着人民英雄纪念碑，想起那些为革命牺牲的战友。他还回到了湖南老家，阔别50多年，故乡的变化让他几乎认不出来。
1984年6月，黄埔军校建校60周年，李默庵与宋希濂、蔡文治等人联袂回国，参加黄埔军校同学会成立大会。
会上，李默庵被选为副会长。从此，他积极联络港澳和海外黄埔校友，为祖国统一事业奔走。
1990年，86岁的李默庵决定回国定居。这一次，他是真正回家了。
回国后，李默庵担任全国政协第七、八届常委。1993年12月，他任中国辛亥革命研究会顾问。1995年6月起，他担任中国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
晚年的李默庵，全身心投入到祖国统一事业中。他多次往返两岸，联络黄埔校友，宣传大陆政策。
他对台湾的校友说，大家都是黄埔的学生，都应该为祖国统一尽一份力。他用自己走过的弯路告诉大家，只有国家统一，民族才能强盛。
李默庵还为海内外华侨报刊撰写了大量文章，支持家乡湖南的经济建设。他用自己的行动，弥补着当年退党留下的遗憾。
1995年，李默庵开始撰写回忆录《世纪之履》。在这部近30万字的回忆录中，他详细记录了自己97年的人生历程，特别是1926年那个改变命运的决定。
他在回忆录中写道，1926年退党是人生中最大的错误。这个错误让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内心的煎熬、良心的谴责、32年的流亡。
好在晚年还有机会回到祖国，为统一事业做些事情，算是对自己的一点安慰，也算是对周恩来的一个交代。
2001年10月27日，李默庵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7岁。他的骨灰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从1904年出生在湖南长沙的贫苦农家，到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从1925年成为第一个入党的黄埔学生，到1926年成为第一个退党的人，从戎马半生的军旅生涯，到流亡海外32年，再到86岁高龄回国定居，李默庵走完了他传奇而又充满遗憾的一生。
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在历史的关键时刻，选择比努力更重要。一念之差，可能就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李默庵用自己一生的经历，诠释了这个道理。
周恩来对李默庵半个世纪的牵挂，既是师生情谊的体现，更是共产党人宽广胸怀的展现。
即使李默庵曾经退党，曾经站在对立面，周恩来也从未放弃过他，始终相信他心中还有民族大义，还有家国情怀。这份信任和期待，最终没有落空。
李默庵用生命最后的11年，全身心投入祖国统一事业，终于对得起周恩来的在天之灵，也为自己的人生画上了一个相对圆满的句号。
1981年在北京机场，邓颖超握着李默庵的手说起周恩来生前对他的牵挂，道尽了一个老师对学生半个世纪的念念不忘，见证了那个风云际会的时代，也成为了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段佳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