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井冈山成为毛泽东亲自创立的首个革命根据地，这一起点引领了革命的广泛蔓延，最终助力我党取得了全国性的胜利。
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历经艰辛。尽管如此，作为党领导下的首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它自1927年10月毛泽东同志率领秋收起义余部抵达井冈山，至1930年4月以宁冈为枢纽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基本覆灭，实际存续时间不足三年，且在此后十九年中长期遭受敌手控制，直至1949年8月才再次回归人民手中。
井冈山根据地长期被占领的客观因素是敌我力量悬殊，而主观上的直接原因则是1930年2月袁文才、王佐的误杀事件，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当地长期存在的土客籍矛盾。
回顾井冈山根据地的建立，1927年9月9日，秋收起义爆发，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49年后，这位伟人离我们而去。这样的数字似乎带有某种巧合，仿佛在冥冥之中有着某种天意。
秋收起义的部队经历与转进
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秋收起义的三路部队均遭遇了失败。面对这一局面，毛泽东迅速调整战略，以中央局书记的身份，下令各起义部队前往湖南省浏阳县文家市集结。9月19日，各部队如约抵达，前敌委员会随即召开会议。鉴于敌强我弱的现状，会议决定放弃攻打长沙的初衷，转而保存实力，转向敌人统治力较弱的农村地区，以发展革命力量。9月21日，约1500人的起义部队从文家市出发，向南行进。
在出发前，毛泽东向部队发表了讲话，强调“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重要性。他的讲话对一群围观的少年，特别是两位表兄弟——杨勇和胡耀邦——产生了深远影响，他们日后都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部队于22日抵达上栗市，得知萍乡县城驻有重兵，于是绕过萍乡、宜春两县边境，向南行进，并于傍晚到达芦溪镇。23日拂晓，工农革命军指挥部下达了新的行军命令，计划经山口岩进入九洲，向杨村前进，预计行程60华里，作为当夜的宿营地。行军序列为：毛泽东、卢德铭率领的第一团一营作为前卫；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余洒度和副师长余贲民率领的第一团二营及二团余部走在中间；第三团团长苏先俊率领的三团作为后卫。
然而，前卫部队在进入山区后，由于天黑路隘，行军队列过长，导致第三团落在了后面，并逐渐迷失方向。不幸的是，他们遭遇了朱培德部的江保定特务营和江西省第四保安团的追击，发生了遭遇战。在混乱中，团长苏先俊指挥失误，导致第三团惨败。除了副团长伍中豪带领的一营人从左侧登山赶到师部外，其余部队几乎全军覆没。
卢德铭作为前锋部队的一员，在行进途中听到枪声的激烈响动，迅速判断出后卫部队可能已遭遇敌人。于是，他骑上战马，挥舞着武器，率领一个连队迅速返回山口岩。他抢先进占了白泥山的制高点，部署了强大的火力网，有效地击退了敌人的多次攻势。在工农革命军主力安全进入山区后，卢德铭随即指挥掩护部队撤离战场。然而，由于他骑乘的高大骏马使其成为了明显的目标，卢德铭不幸中弹，英勇牺牲。如果卢德铭能够幸存，他至少会成为一位大将。
芦溪战役后，我军仅剩一千余人，士气低落，逃兵频发。在此之际，莲花县党组织传递情报，指出莲花县城敌人防守薄弱。我工农革命军借此良机，于9月26日清晨冒着大雨发起突袭，成功夺取莲花县城。毛泽东在县城召开莲花县党组织负责人会议，了解了莲花、永新、宁冈地区农民武装斗争的实况，确认井冈山上有两支我党的地方武装。当时，袁文才驻守在井冈山茅坪，王佐驻守在茨坪，两军相互支援，共同守卫着罗霄山脉中段的深山老林。
至此，我军才确定了较为明确的“上山”战略。
9月29日，起义部队抵达永新县三湾村时，人数不足千人，军官多而士兵少，部队思想混乱，纪律涣散。当晚，毛泽东召开前敌委员会会议，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这就是著名的“三湾改编”。部队缩减为一个团，更值得一提的是，确立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值得一提的是，工农革命军第一团并非我们熟知的红一团，其主体后来改编为红一军团红一师红二团，即后来的380团。
毛泽东在三湾期间，给袁文才写了一封信，表达了与其合作、共创大业的意愿。信由一位姓李的本地亲戚送达茅坪。袁文才接到信后，立即召集宁冈县党组织负责人龙超清、尤国恩及身边主要头目商讨。当时，参加会议的农民军司书陈慕平向袁文才介绍了毛泽东的身份和经历：他是共产党的中央委员，曾在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担任过他的老师，不久前在湘东赣西领导了秋收起义等。
袁文才曾因担忧毛泽东所率部队“抢占先机”，故决定不让他们上山。这一决定反映了尽管袁文才在1926年11月已加入中国共产党，但其思想觉悟尚需提升。
袁文才致信龙超清、尤国恩、陈慕平，请他们前往三湾。信中内容如下：
10月2日，龙超清等三人带着信件抵达三湾，毛泽东在“协和盛”店铺热情、耐心地与他们交流了工农革命军上山的意图。他们表示欢迎工农革命军进驻宁冈，并提出先在离三湾30里的古城驻扎，以便安排袁文才与毛泽东见面。分别时，毛泽东见他们手无寸铁，立刻赠送了三支好枪。
此后，毛泽东与龙超清等人多次会面交谈，最终说服了袁文才同意与毛泽东见面。
在古城、大苍、茅坪交界处的山清水秀的小山村大苍，毛泽东与袁文才的见面体现了毛泽东的胆识和胸怀。苏兰春回忆说：“寒露前两天（10月8日），毛委员从古城到龙市，经过茶梓冲来到大苍。共有7个人和5匹马，有的穿大衣，有的穿长衣。毛委员披了一件大衣。”袁文才事先安排了20多人伏击，以防毛泽东带兵前来。从这个细节可以看出，袁文才虽然是一名党员，但仍有浓厚的山大王习性。
这次与毛泽东的见面，使袁文才心悦诚服，消除了疑虑。回到茅坪后，他立即开始筹备接待工农革命军的事宜。
10月7日，工农革命军分两路向茅坪进发。得益于袁文才部的全力支持，工农革命军得以休养生息，度过难关。
在夜幕低垂之际，毛泽东出席了宁冈党组织举办的党员大会。随后，袁文才将永新、莲花、宁冈三县共产党的主要人物召集至茅坪村的八角楼，这里位于茅坪村中心，是老中医谢慈俚的住宅，毛泽东便住在此处。与会者包括贺敏学、贺子珍、刘真、王怀、刘作述、刘仁堪、刘辉霄和刘克犹等人，这也是毛泽东首次与贺子珍见面。
10月24日，工农革命军抵达大井，受到了王佐和农民自卫军的热情欢迎。王佐从袁文才那里了解到毛泽东和工农革命军是一支纪律严明、专为民众谋福祉的部队。王佐便将大井的新屋场营房提供给革命军住宿。当天，他还派人宰杀了四头肥猪，摆下丰盛的宴席，热烈款待了工农革命军的战士们。毛泽东随即决定赠予王佐70支枪，而王佐也当场承诺赠送
在那一夜，革命军与王佐的部队协同作战，成功攻占了拿山恶霸尹道一的保卫团总部，并缴获了数十支枪械。毛泽东将这批枪械全部赠予了王佐，王佐因此欣喜若狂。
翌日，王佐便邀请工农革命军进驻更为宽敞的地点——他的司令部所在地茨坪。茨坪位于湘赣边境，四周环绕着高耸的山峰和参天的古树，居住着数十户人家，是当时井冈山周边最大的村落。
随后，王佐和袁文才的部队被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二团。自此，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与袁文才、王佐的地方武装合并，实力大增。他们紧密协作，成功击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
然而，井冈山在1928年4月底遭遇了首次失守。当时，朱德、王尔琢、陈毅率领南昌起义的余部和湘南起义的农军抵达井冈山。5月4日，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正式成立，朱德担任第十师师长，南昌起义的余部编为第二十八团，由王尔琢担任团长；湘南农军编为第二十九团，由胡少海担任团长；第十一师师长为张子清。不幸的是，张子清在草铺湾战斗中追击逃敌时受伤，由于医疗条件有限，最终因伤势过重而牺牲。
在张子清受伤期间，毛泽东曾暂时担任红11师的师长。随着秋收起义的余部重组为31团，张子清在伤愈后，其团长职位由朱云卿接替。袁文才和王佐的部队则被改编为32团，袁文才担任团长，王佐任副团长（王佐于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湘南起义中各地方农民军被纳入第12师，陈毅成为师长，下辖第33团（邓允庭任团长）、第34团（邓宗海任团长）、第35团（黄克诚任团长）和第36团（李奇中任团长）。由于粮食供应不足，红12师被撤销，并临时组建了第30团，由刘之至担任团长。
在井冈山初期，共有9位团长，其中黄克诚被授予大将军衔，李奇中脱离了党组织，其余7位团长均不幸牺牲。
在12师被撤销之后，他接任了11师副师长兼32团团长的职务，不幸于1931年遭遇误杀。6月23日，在龙源口取得重大胜利后，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正式更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标志着红军称号的正式确立。朱德与毛泽东的会师标志着中国革命的转折点，随后红四军连续在一系列战斗中获胜，包括高垅、五斗江、草市坳、龙源口等，成功击退了湘赣两省军阀的多次围剿，使井冈山根据地达到鼎盛。
1928年6月30日，中共湖南省委特派员杜修经携两封信抵达井冈山，命令红四军即刻向湘南进军，进攻湘南的郴州。当时，井冈山前委直接受湖南省委领导。毛泽东和王尔琢认为，鉴于敌强我弱，当前出击时机尚不成熟，担心可能无法返回根据地，因此他们向湖南省委提出重新讨论并谨慎决策的请求。尽管杜修经认同这一观点，但他又担心无法向中共湖南省委交代，因此只能返回省委复命。
百岁老人杜修经，在《毛选》一卷中曾被一位伟人点名批评，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1985年，他第三次加入党组织。
在1985年，湘赣两省的军阀派出11个团进攻井冈山。7月12日，朱德和陈毅率领28团和29团下山主动应战。战斗进展顺利，但在返回途中却遇到了麻烦。
29团的士兵大多来自宜章，他们非常怀念家乡，对井冈山艰苦的生活感到不满。当部队即将回家时，29团的士兵委员会秘密决定：全团返回湘南，而不通知上级军官和党代表。
朱德和陈毅得知此事后，一方面写信向毛泽东汇报，一方面前往29团进行劝说。然而，劝说无效，朱德果断解散了29团的士兵委员会，并强制该团返回井冈山。
但部队出发不到一天，29团就出现了混乱。部队行动缓慢，许多士兵离开队伍回家，朱德和陈毅不得不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在会议上，特派员杜修经提出执行省委的指示，出兵湘南。29团的党代表龚楚也表示支持。在举手表决中，超过80%的官兵同意了这个提议。朱德等人无奈之下，只能表示服从，并写信向毛泽东汇报，然后改道向湘南进军。
毛泽东接到信后十分惊讶，立即写信要求28团和29团返回井冈山。朱德、王尔琢、陈毅、杜修经决定当晚在水口宿营，第二天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讨论是前往湘南还是返回井冈山。7月23日，部队到达郴州。郴州是范石生部队的后勤基地。南昌起义失败后，朱德率部得到了范石生部队的掩护和支援，双方达成了互不侵犯的协议。朱德原本不想进攻郴州，但杜修经提出了党的纪律。
郴州很快被攻下，红军部队开始大量补给，军纪一度失控。范石生的部队随后发起了反击，朱德率部撤退。然而，部队刚出郴州城，29团就四散而逃，高呼着“回宜章！”“回家了！”等口号，纷纷向宜章方向逃去。团长胡少海、党代表龚楚竭力呼喊阻止，但无济于事，只有副营长萧克带领的一个连是完整的。最后，部队仅剩下200人。
毛泽东挚爱的第一将伍中豪
在得知郴州战事失利后，毛泽东亲自率领31团的伍中豪营（即3营）前往支援，并与朱德、陈毅的部队汇合。随后，他主持召开了干部会议，会议决定撤销前委，成立行委，并由毛泽东担任书记，负责指挥部队的行动。之后，部队返回井冈山。
但在此期间，担任先锋的28团2营营长袁崇全突然改变行军路线，意图带走6个连队叛变。途中，有4个连队察觉到情况异常，遂带领部队返回。红四军参谋长兼28团团长王尔琢亲自率领1营（营长林彪）追赶，在江西崇义思顺墟追上，林彪建议发起攻击。然而，王尔琢认为这两个连队的官兵是被欺骗裹挟，因此制止了林彪，只带着警卫排进入墟内喊话。这时，两个连队的红军战士才意识到自己被袁崇全欺骗，重新回到了革命队伍。
袁崇全愤怒之下，从暗处突然冲出，向王尔琢连发数枪，趁机带着亲信逃离。9月13日，红四军攻克遂川县城，成功击毙了叛徒袁崇全。
在红军主力撤离根据地之后，敌军趁机进攻，导致永新、莲花、宁冈等地相继沦陷，边界县城和平原区域亦落入敌手。幸运的是，驻守井冈山的31团团长朱云卿和党代表何挺颖，率领该团1营的2个连，成功抵御了湘军三个团和赣军一个团的进攻，赢得了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从而为红四军主力返回井冈山提供了安全的据点。尽管王佐和袁文才的32团规模为一个团，但实际只下辖两个营，人员稀少、装备简陋、战斗力较弱，在井冈山保卫战中主要起到辅助支持的作用。
朱云卿（生于1907年，逝世于1931年5月22日），是我军历史上的首位总参谋长。他所经历的“八月失败”是红军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自此，红军开始反思过度民主的错误，并最终确立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在王尔琢牺牲之后，林彪接任红28团的团长一职。
1928年12月，彭德怀与滕代远率领红五军的主力部队一部抵达井冈山，与红四军实现了会师，随后这支队伍被编入红四军30团，彭德怀同时担任红四军的副军长。
当得知红四军与红五军即将会师的消息后，蒋介石勃然大怒，他解除了朱培德湘赣剿匪总指挥的职务，由何键接替，并调动了湘赣两省的军阀共6个旅18个团，气势汹汹地向井冈山进发。面对这一威胁，井冈山红军的领导层迅速召集了红四军、红五军的军委、边界各县区特委以及军队的主要党代表等60余人，在宁冈县柏露村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应对之策。在会议上，关于是采取撤退还是坚守阵地的问题上，争论十分激烈。最终，与会代表一致同意了毛泽东提出的分兵应敌的策略。
1929年1月，毛泽东与朱德率领红四军的主力部队，包括红28团、红31团以及由29团改编的独立营，从井冈山出发，进军赣南地区。起初，战斗并不顺利，部队被迫撤退至闽西。当时28团的团长林彪连续遭遇三场败仗，甚至军部也遭到敌人偷袭，朱德亲自拿起机枪冲锋，保护毛泽东安全撤退。在除夕之夜，大柏地战役中，红四军英勇作战，连毛泽东都亲自拿起武器参战，这是他生平唯一一次亲自上战场。这场战斗最终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从而打开了局面，标志着赣南闽西中央苏区的创建工作正式开始。
何键得知井冈山的红军主力下山，便派李文彬、刘士毅、刘建绪率其部队追击，自己亲率剩下10个团2万余兵力，采取“四面围攻”的战术，凭借优势兵力，向黄洋界、八面山、桐木岭三大哨口发起了猛攻。红军方面的兵力是红30团（红五军一部改称）800余人，红32团，500余人。
敌军吸取了前两次会剿的经验，知道依靠兵力和轻武器不管用，调来了重机枪和山炮。在敌军的猛攻下，八面山哨口、桐木岭哨口、黄洋界哨口相继失守。三大哨口失守后，红军总部暴露在敌军面前，危在旦夕，彭德怀与滕代远紧急开会，决定率余部突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沦陷。这是红军第一次丢掉井冈山，也是彭大将军军事生涯中的一次失败。
1929年4月1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进驻瑞金，与井冈山突围后转战赣南的彭德怀率领的红五军会合。4月11日，在于都召开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着重讨论了红军的下一步行动计划，在“决定红四军主力在赣南进行短距离分兵，开辟、扩大革命根据地”的同时，“同意彭德怀提出的率红四军第五纵队打回井冈山、恢复湘赣边政权的意见”。
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进入井冈山的敌军陆续调走，情报显示，“湘敌大部已退去，茶陵有兵三连，遂川宁冈无大敌，永新亦不过一团人。”湘赣边临时特委乘敌人后撤的时机，将各地的零星武装收集起来，编成红军独立1团，第一营由王佐部队编成，第二营由红五军1大队和各县赤卫队之一部分编成。全团共有枪400余支。先后收复了宁冈、莲花等地，重新建立了两县红色政权。
按照陈毅同志给中央的报告，“所谓三省会剿，实际只到并冈山游了一次，除红军因战略引退而外，所谓三省大兵对成千整万之赤色群众只有一个‘莫可如何‘，所以不到一个礼拜即行撤退，边界区域仍然在赤色群众之掌握中。”何长工回忆：“敌人走后，我们发动群众又把井冈山恢复了。王佐部队和五军守黄洋界的李灿大队也基本上没有损失，反而得到了补充和扩大。”五月上旬，“彭德怀同志率五军两个大队从瑞金回到并冈山。”
根据毛主席在信中的指示，把经过战斗和培训的骨干二三百人(一个教导队)补充到五军做骨干，同时发动根据地青年积极参加红军，五军随即整编为四、五两个纵队，四纵队司令贺国中，政治委员张纯清。五纵队司令李灿，副司令王佐，参谋长徐彦刚，政治部主任游雪程，我任纵队政治委员。《何长工回忆录》
这次井冈山失守，根据《彭德怀自述》，防守八面山的彭、李大队在失守后，“他们冒险脱离边区进至衡阳以东（现在的衡东县），被敌包围消灭了！”，随彭德怀突围的三个大队，“李光因失联络，带走一部分受到损失”。彭德怀率部返回井冈山，重新整编后，“把五军改为四、五两个纵队，贺国中为四纵队长，李灿任五纵队长；还有一个特务大队，共约一千二三百人。”
此后，在彭德怀的指挥下，红五军和游击队又与敌在湘赣边进行了艰苦的战斗，至12月，湘赣边界红色区域已经拥有宁冈、莲花、永新、遂川、泰和5个县城，有了4个全县政权，原湘赣边界割据区域已基本得到恢复。
王佐、袁文才被错杀
1928年6、7月间，中共中央在苏联莫斯科郊外召开了党的六大。中共六大是在斯大林、布哈林、罗米纳兹、米夫、罗易、牛曼、库西宁等人指导下召开的。
会议的《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中“对土匪的关系”规定：“与土匪或类似的团体联盟仅在武装起义前可以适用，武装起义之后宣布解除其武装，并严厉的镇压他们，这是保持地方秩序和避免反革命头领死灰复燃。他们的首领应当作为反革命头领看待，即令他们帮助起义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灭。”
六大决议案辗转传到井冈山时，正是1929年1月4日至7日在宁冈县柏露村召开边界联席会议期间。在柏露会议上传达六大决议案时，毛泽东巧妙地回避了“诛杀土匪”这一内容。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没有照搬六大决议案，决定不杀袁文才和王佐。而且，为了保护袁文才，将其调任红四军参谋长。
1929年1月，朱毛红军下井冈山时，袁文才跟随红军主力一起行动。然而，当部队行至福建东固时，袁文才、刘辉霄（红四军前委秘书长）、谢桂标、刘天林4人却悄然离队。原因是偶然看到了中共“六大”决议案中关于诛杀土匪首领的文件。
1929年5月，袁文才等回到宁冈后，和王佐秘密见了面。此时，边界已经组建了边界红军独立第一团，王佐为团长。王佐历来对袁文才敬佩至极，就让袁文才当团长。袁文才知道自己是私自离队，就让王佐去找宁冈县委书记何长工“讨个保”再说。
何长工得知袁文才私自回来，马上与宁冈县委几个常委商议。龙超清、谢希安等人要求开除其党籍严惩不贷，而刘克犹、李筱甫则表示了反对。龙、谢等人属土籍干部，而刘、李二人则是客籍干部。何长工只好向边界特委巡视员宛希先（特委组织部长）做了汇报。
袁文才是客家人（王佐也是），他私自离队肯定是错误的，给予处分也是应当应分的。不过鉴于他和王佐在井冈山当地的声望和势力，从实际斗争需要出发，最佳的办法似乎从轻处理为好。但土籍革命派为何要借此发难，这就要提到文章开头说到的土客籍矛盾。土客籍问题，主要发生在土籍的本地人和数百年前从北方迁移来的客籍人之间。井冈山地区的宁冈、遂川、酃县、茶陵，都有土客籍问题，而以宁冈的问题最为严重。土籍人来得早，占领了平地，客籍人只能占据山地，并时常要受到土籍人的压迫。这是一个由来已久的历史问题，土籍和客籍之间历史上仇怨非常深，成了很激烈的族群斗争。
大革命失败后，这种状况依然没有改变。随着井冈山革命的深入，当时根据地广泛流传着一句话，“土籍的党，客籍的枪”。对立到后来，基本演变成了党内以朱昌偕、龙超清、王怀为代表的土籍人政治势力和以袁文才、王佐为代表的客籍人军事势力间的激烈对立。
宛希先与袁文才关系不错，他也理解袁文才私自离队的苦衷，并且觉得目前正是用人之际，于是给了袁文才一个“党内警告”处分，袁文才倒是愉快地接受了这个处分。之后，让袁文才担任县赤卫大队大队长，刘辉霄、谢桂标回宁冈县委、政府做事。
本来此事已告一段落，但不久就发生了宛希先被害事件，直接引爆了土客籍之间矛盾的这颗雷。
永新县委负责人刘真新娶了一位漂亮媳妇（永新县委妇女部长龙家衡），而这位媳妇的亲哥是永新县浬田的大族龙庆楼。此时，敌军撤走，井冈山根据地正在恢复中，事务繁忙，边界特委巡视员宛希先多次派人去叫刘真回来办事。可是，刘真新婚燕尔，不愿意离开媳妇，就没有回来。
于是，有坏人造谣说，刘真的媳妇是内奸，想利用刘真的关系打入革命内部。宛希先决定立即对其进行审查，可在审查的过程中，龙家衡被宛希先手下的一个排长误杀，
妹妹死了，大舅哥就把气撒在妹夫头上，龙庆楼就在刘真开会途中把刘真给杀死了。这时，又有人造谣说，是宛希先杀死了刘真。永新县一班人就信以为真，在1929年冬组织永新赤卫队向宛希先兴师问罪。尽管宛希先逃到了深山，还是被赤卫队抓住，用残酷的方式杀害了。
有一种说法，杨开明、邓乾元、朱昌偕这三任边界特委书记，在他们的提议下，提出了“欲杀袁、王，必先除宛希先”。
听到宛希先被永新赤卫队杀害，袁文才气愤至极，就大骂永新县委。这话传到了永新，当时永新的边界特委委员朱昌偕、王怀等又和袁文才结怨。
袁文才早年曾考入永新禾川中学（后因父亲去世而辍学），就是在那里他结识了当地进步青年刘真、贺敏学（贺子珍的哥哥）、王怀等人。袁文才有文化，能力也很强，心高气傲。他只服一个人，那自然就是伟人，而对于宁冈的的土籍党很是看不惯。
由于有中共“六大”的决议案作为政策依据，加上毛泽东、朱德此时已离开了井冈山，王佐、袁文才失去了庇护，于是，边界特委一些负责人就想把袁文才、王佐按照“土匪”处理。
1929年下半年，中共中央派彭清泉（即潘心源）为巡视员来到湘赣边界巡视工作，朱昌偕等边界特委领导人向中央巡视员和红五军领导人反映了袁、王二人的问题，并获得了潘心源的支持。
1930年1月18日至21日，在潘心源的主持下，湘赣边特委、赣西特委、红五军军委在遂川县于田召开了一次联席会议。决定将赣西特委、湘赣边特委合并为赣西特委，将江西红军独立第二、三、四、五团合并，组成中国红军第六军(不久改为红三军)，军长黄公略，政治委员刘士奇，
在这次会议上，还错误地作出了武力解决袁文才、王佐的决定。会后不久，发生了“罗克绍事件”，直接促使特委下了除掉袁文才和王佐的决心。
1930年刚过完阴历年，茶陵新城游击队队长吴光涛忽然跑来报告，说罗克绍住在茶陵江口两里远的蕉坪他姘头家。罗克绍是茶陵县反动警卫团的团总，又是茶陵、酃县（今天的炎陵县）、宁冈、永新、莲花“联防”总指挥。关键是，他有个30多人的兵工厂，能造枪。袁文才、王佐一直想把这个兵工厂搞过来，成为边界红军的兵工厂。
正月初四，袁文才、王佐率领部队从新城出发，在蕉坪抓住了罗克绍，同时还抓住了罗克绍的28名枪工。回到新城后，袁文才给罗克绍松了绑，还好酒好菜地招待罗克绍及其他的枪工。
这事引起了宁冈县委书记谢希安的强烈不满，提出要杀掉罗克绍。而王佐、袁文才根本不甩他。结果，谢希安把这件事报告给了龙超清和特委。其实，如果袁文才、王佐能够把不杀罗克绍，是为了要掌握他的兵工厂，把这个理由及时地向宁冈县委负责人说明白，也许就不会那么快促使特委下决心。
1930年2月22日，袁文才、王佐突然接到“毛委员来信”，说是要袁、王部队配合红五军攻打吉安，将队伍开到永新城听编。袁、王历来崇拜毛委员，高兴地带兵来到永新城。为了迷惑袁、王，永新、莲花、茶陵的地方武装都来了。
特委事先安排袁文才住在尹家巷22号，王佐住在尹家祠。
晚上，特委通知开会，会议由中央巡视员潘心源主持。会上，潘心源指责袁、王“反对分田”，“勾结土豪”等等，在袁文才为自己辩解时，潘心源居然把勃朗宁手枪拍在桌子上，王佐是个烈性子，也把枪拍在桌子上，会议弄得不欢而散。
23日，照例没有事，晚上，还备有大量的酒菜。但是，王佐发现了一个细节：除了袁文才、王佐的部队，其他地方武装都在铺子里买白布编带子。王佐就同袁文才商量说：“老庚，看样子有情况，我们不能不防。”
袁文才说：“不能多疑，哪有自己人打自己人的？”
此前，潘心源已经给红五军去信，调部队回永新解决袁、王。朱昌偕（特委书记）、王怀连夜前往红五军驻地安福洲湖，向红五军军委报告“袁文才、王佐要叛变”，“请求五军立即出动挽救这一危局”。红五军当时归边界特委领导，又有中央巡视员的来信，又有特委书记朱昌偕等当面请求，于是，彭德怀就派了红五军四纵队23日赶往永新。
24日拂晓，红五军第四纵队赶到。到了永新后，就包围了袁、王及其部队驻地，每人手臂上扎白带子为标记，并更换了口令，遇到没有白带子的对不上口令的即开枪。
24日清晨5时左右，湘赣边界特委书记朱昌偕带队，第一个闯进袁文才的房间，直接朝睡梦中的袁文才开枪，把袁文才和副官李筱甫打死在床上。
听到枪声，王佐立刻与刁飞林等几个亲信赶忙往宁冈方向的东门跑去。此时，负责解决王佐的永新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彭文祥正赶往王佐的驻地。
王佐一行人赶到宁冈东门时，发现浮桥已经被拆除，王佐等只好涉水过河，被等候在此的第四纵队乱枪打死，也有一说是淹死。
之后，袁文才部的主要骨干周桂春、谢桂标、陈慕平、谢华光、朱游庭等先后被抓住枪杀。王佐部也只逃出小部分。共计打死、淹死40余人。两部剩下的战士被关了3天，愿留下的编入红五军一部分，编入宁冈游击队一部分，不愿当兵的发给路费。袁、王两支部队从此消亡了（袁文才部有枪70余支，王佐部有枪80--90支）。1950年率十八军进军西藏的张国华军长，是红32团发展最高的。
袁文才、王佐及其40多个骨干被害后，谢角铭（袁文才妻子的叔叔），王云龙（王佐的哥哥）即收拢余部，“通电反共”，投靠敌人。1930年4月，井冈山根据地陷入敌手，从红区沦为白区。后来，湘赣红军萧克部（红六军团）曾经数次试图恢复井冈山根据地，由于地势险要，均未能攻上五大哨口。
1949年8月，解放军第48军142师424团、425团重新登上井冈山，此时，距井冈山二次失守已过去了19年。
说来也巧的是，424团的前身是抗战时的晋察冀一分区一团，而一团是由115师独立团1营的4个连，3营的2个连扩编而成，往前追溯到红一团、红三团。而红一团和红三团都有井冈山红31团的血脉。424团后来的番号就是我们所熟知的487团，以该团为基础组建了驻港部队（狼牙山五壮士连未去港）。
井冈山距离中央苏区并不太远，第二次失守后之所以未能再次恢复，除了地形险要难以攻取等因素外，更主要的原因是毛泽东同志从中国革命的发展考虑而做出的决定。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第一次丢失后，毛泽东考虑到井冈山的物质条件、东固的斗争经验和赣南、闽西的实际情况，决定红四军主力不打回去，留在赣南闽西发展，由彭德怀率小部分兵力打回。第二次丢失后，毛泽东考虑到形势与之前相比有较大不同，如以永新为中心的湘赣革命根据地日趋形成，赣南、闽西的红色区域已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中央已经同意红四军在赣南、闽西创建大块革命根据地等因素，决定不派红四军主力收复被敌人占领的大小五井等地。
毛泽东领导创建了中国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革命道路——井冈山道路，初步形成了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及一些基本的红军战术原则。从这个角度讲，上井冈山是正确的、合理的；与此同时，为适应中国革命发展的需要，下井冈山也是必要的、符合历史趋势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