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战争年代和现在的创业初期，那些特别有能力的人通常都会争夺领导的位置，然后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带领团队走向成功，成为众人瞩目的领袖。而有能力却愿意甘当副手的人，可以说是极为罕见。
当有个人能力非凡，却甘心全心全意帮助另一个人时，这两个人就像是天生的一对。不管他们的事业最后是否成功，这段情谊都会被人津津乐道。
孙中山非常幸运，因为他有一位愿意甘当绿叶的亲密同伴黄兴。
黄兴的人格形成，和他的生活经历息息相关。
1874年9月，黄兴出生在湖南长沙的一个富裕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位有学问的人，母亲也来自名门望族。家里不仅有大片良田和房产，还有许多藏书。可以说，黄兴成长在一个典型的晚清地主家庭中。
由于家庭的影响，黄兴从小就阅读《四书五经》这类传统书籍，学习儒家的忠孝礼仪等道德规范，并练习写八股文。
黄兴花了十几年时间刻苦学习，终于在22岁时考中秀才，成为晚清“士人”阶层的一员。
士人，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群体。
他们可以和张良一样出谋划策，可以和萧何一样处理日常政务，甚至可以和韩信一样统兵征战，但他们从不争当“皇帝”，不做掌控一切的领袖。即使有这样的机会，他们也会主动放弃，然后推举一个有才华的人，当他们的代言人。
在《史记》中有一段记载，提到萧相国何是沛丰地方的人。他因为办事稳妥不出错，被任命为沛县的主吏掾。
一句“文无害”，就表明了萧何的政治立场。
《史记·高祖本纪》用更简单的话来说：
刘季说，现在天下混乱，各路诸侯纷纷崛起，如果选错了将领，可能会导致彻底失败。我并不是害怕自己，而是担心能力不足，无法保护好家人。这是件大事，希望能重新挑选一个合适的人选。萧何和曹参他们都是文官，只顾着自己的安危，怕事情失败后被秦朝灭族，都推辞不做，最后还是选了刘季。
刘邦觉得自己能力不够，觉得没法带着沛县的小伙子们在乱世中活下去，打算放弃沛公这个位置，让给萧何或者曹参。但萧何和曹参害怕起义失败会被秦朝连坐九族，所以他们放弃了当领导的机会，继续支持刘邦。
萧何的决定，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选择。
他们的角色就像是“政府的执行官”和“皇帝的助手”，最理想的目标是与皇帝一起治理国家。如果能够成为皇帝的老师，那可是家族的大喜事，可以在家族史里单独记上一笔。
黄兴在勤奋学习儒家经典、考取秀才的过程中，已经继承了士人的精神，并深深地刻在了他的心里。
黄兴的一生都充满了士的精神。
第二点，
从普通人成长为真正的士人，往往需要经历一段艰难的转变期，有时甚至要通过一次深刻的失败，才能真正意识到自己的定位，并重新定义人生的方向。
1903年，黄兴从日本弘文学院毕业，年底回到了湖南长沙。他邀请了章士钊、宋教仁等人，一起创立了华兴会，他们的口号是“同心协力，公平交易”。
大家一致推选黄兴担任会长。
由于华兴会的成员大多是知识分子，缺乏武装革命的经验，黄兴于是又创立了同仇会，并亲自担任会长。他用了一年的时间，招募了上万名哥老会成员。
做完这两件事后，黄兴的手下文人和武士都聚集在一起。接着，他们卖掉了长沙的祖宅和田地，准备用这笔钱在湖南发动起义反对清朝。
但是，在起义还没开始的时候，湖南的官府就已经得到了消息，开始四处抓捕黄兴。
黄兴只好逃到了日本。
后来，黄兴从日本回来，又策划了一次反清起义，结果还是失败了。
这两次起义的失利，并未改变黄兴反抗清朝的坚定意志，却大大削弱了他对亲自指挥反清斗争的信心。
黄兴的锐气受挫后，再也无法胜任领导者的角色，从此，他的人生道路更多地受到了文人士大夫精神的影响。
1905年7月，黄兴和孙中山在凤乐园餐馆碰面，宫崎寅藏给他们介绍了彼此。
在与孙中山见面之前，黄兴就已经知道了他的事迹，但他并不欣赏孙中山，因为他没有读过儒家的书，也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所以在他看来，孙中山不是一个传统的中国文人。
黄兴曾说，孙中山既不像绿林中的英雄豪杰，也不像刘秀、邓禹那样缺少豪迈气概的书生。
黄兴和孙中山见面后，才发现孙中山是个温和正直、爱读书的人，思路清晰，说话有条理，像个真正的领袖。黄兴一下子就喜欢上了孙中山，开始毫无保留地跟他分享自己对中国革命的看法。
孙中山和黄兴从此成了好朋友。
第二个月，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宣告成立。
在成立大会那天，有八十多位代表到场，其中七十人是黄兴的老朋友，三个人是日本人，而孙中山的老相识只有十人。
这么大的人事差距，如果黄兴愿意争夺领导地位，其实是有机会的。
黄兴却不愿争这个位置，他说孙中山先生已经是党的领导人，无需再进行选举。于是，他主动让孙中山担任同盟会的总理，自己则担任“执行部庶务”，负责处理同盟会的日常事务，协助孙中山工作。
他做出了这样的选择，就像是萧何一样，承认了“士”的人生角色。
同盟会建立后，大约有九十三名在日本学习军事的学生加入了组织。黄兴觉得，这些同志回国后需要掌握军队的力量，但不能暴露自己革命者的身份。因此，他把大家的会员证收起来自己保管，并组建了一个名为“丈夫团”的核心小组，作为革命军官的中坚力量。
这批人后来大多成为了清朝新军的高级军官。
黄兴负责同盟会的日常管理工作，因此与那里的革命军官关系密切。他还亲自管理“丈夫团”的事务，成了这些革命军官的直接上司。
这两方面的联系，为黄兴后来亲自前往前线领导反对清朝的起义打下了基础，他也因此成为了孙中山领导下同盟会的军事领导人。
三、
黄兴虽然在同盟会有很强的实力，但他一直不争当领袖。后来同盟会里有人背叛孙中山或者闹分裂，黄兴都坚决支持孙中山，帮他维护领袖地位。
1907年3月，孙中山离开了日本。
在出发之前，一些日本的政界人士和商人给了孙中山1.5万元。他从中拿出2000元给了章太炎等人，用来支持《民报》的运营，剩下的钱全都带走了，准备用于“潮州起义”的开支。
孙中山这样安排资金肯定有自己的考虑，不过章太炎他们觉得，给他们的办报钱太少了。到了5月，潮州起义也没成功，投入的钱全都白费了。因此，他们认为这些钱应该全部留给他们，而不是用来发动起义。
在这种情况下，章太炎等人提议召开一次特别会议，决定罢免孙中山的总理职位，重新选举黄兴为同盟会的总理。
事情一出，黄兴立刻表明态度：
革命关乎大家的生死存亡，而不是个人的名利地位。孙总理德高望重，各位如果希望革命能够成功，就不要误解，要真心支持他，以免做出不义之事。
黄兴寥寥数语，平息了一次针对孙先生的强烈反对潮。
同年8月，一些同盟会成员如张百祥、焦达峰等人觉得，既然孙中山不在日本管理同盟会的事务，就没有理由继续让他担任总理。他们还担心孙中山提出的“平均地权”政策会损害地主和士绅的利益，因此建议改为“平均人权”。
后来，他们和一些同盟会的成员合作，打算模仿哥老会和洪门的“另立门户”做法，创建共进会，与同盟会分开行动。
面对同盟会内部的分裂势力，黄兴再次站出来，用一句“革命有两路，两路该谁当正”的话，来维护孙中山的地位，维护同盟会的团结。
1909年，陶成章和朋友们在南洋写了一篇《孙文罪状》，想掀起更大的反对孙中山的风潮。他们还希望黄兴能一起发表声明，召集同盟会的会员来讨论孙中山的问题，并重新选举同盟会的领导。
这次，黄兴亲自去了南洋，与同盟会的成员一一交流，向大家解释孙中山的困境，劝说大家不要跟随陶成章闹事。
在平定了南洋反对孙中山的情绪之后，黄兴给孙中山写了一封信，说：
“陶某虽然凶狠，但我自当用尽全力抵抗。”
1911年12月，宣布脱离清朝的各省代表在南京聚会，选举湖北都督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因为黎元洪在武昌，所以黄兴代行大元帅的职责，到南京任职，负责领导革命全局。
按照各省代表商定的规则，推翻清朝后，新政府的总统将从大元帅和副元帅中选出。这样一来，如果黄兴担任代理大元帅，他就会成为总统的候选人。
那时候，黄兴待在上海，并不想去南京上任。但大家一直劝他，说为了革命的大局，应该去。黄兴实在推不掉，只好准备东西去了南京。
就在他准备出发的前一天，听说孙中山要回国了，黄兴马上决定辞去工作，并向大家说明了原因：
孙中山先生已经启程回国，不久就能到上海了。孙中山是同盟会的总理。他不在的时候，我可以代表同盟会。现在他已经在回国的路上了，如果我不等他到上海，提前到南京任职，他会不高兴的，也会让党内的人产生猜疑。
太平天国早期胜利连连，发展迅速，但由于几位领导人争权夺利，最终导致失败。这给我们敲响了警钟。革命伙伴最重要的就是齐心协力，而要做到这一点，大家就必须不争个人利益，相互谦让。
因为这样，黄兴最后放弃了当领袖的机会。等到孙中山回来后，他又极力推荐孙中山当新政权的总统。
可以说，要是没有黄兴的帮助，孙中山的革命事业或许早就失败了，也无法获得“国父”这样的历史地位。
黄兴这样做，主要因为他承担着士的职责。
四位
黄兴与孙中山长期合作，意见不合在所难免。
他们第一次产生分歧是在革命成功后，关于新政权应该使用什么样的国旗。
孙中山认为，兴中会的同志曾多次挥舞青天白日旗起义，洒下了许多鲜血，因此这面旗帜具有重要的革命象征意义，新的政府应该采用它作为国旗。
黄兴觉得，青天白日旗和日本的太阳旗长得太像了，不太合适。而中国周朝的井田制代表着土地平均分配，同盟会的政治纲领里也有这个理念。所以，用井字旗作为新政权的国旗最合适了。
两个人大吵起来，谁也不肯让步。
为了保护青天白日旗，孙中山气愤地说：“南洋的同志有好几万人，都高举这面旗。你们要是不想要，就先把我杀了。”黄兴一听，非常生气：“这面旗你们自己留着，我就不在同盟会里了。”
其实从他们选择的旗帜上，也能看出两人的差异。
孙中山小时候在国外长大，对中国传统文化不是特别在意，所以对井字旗没怎么上心。另外，日本是同盟会的重要基地，用青天白日旗可能会让日本高兴，得到更大的支持。
黄兴原本是科举考试中的秀才，他特别尊重平均分配土地和上古三代的思想。在这种背景下，他坚持使用井字旗就很容易理解了。
不过，因为两人的思想不一样，黄兴还是同意孙中山的建议，说：
名声不一定要自己挣，成就也不必全靠自己建立，有时候成就了事情也不一定非要自己出头。您何必非要执着于带头冲锋呢？但现在为了党和大局，我只能勉强同意您的意见。
他启用方格旗是出于对士人的尊重，而放弃方格旗同样是因为对士人的尊重。
他们再次产生分歧，是因为宋教仁被刺杀的事件。
1913年，国民党在大选中获胜，代理理事长宋教仁有机会组阁执政，走到哪里都人山人海，政治前景看起来非常光明。新当选的总统袁世凯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派人到上海杀害了宋教仁。
这件事一出来，全国上下都炸开了锅。
关于宋教仁遇刺案的处理，不仅社会各界议论纷纷，国民党内部也存在不同的看法。
黄兴觉得，既然中华民国已经成立了，再用武力来解决政治上的问题就不合适了。对于宋教仁被刺杀这件事，应该走法律程序来处理，比如把国务总理赵秉钧告上法庭，让法院发传票，请他去法庭接受调查。
孙中山觉得，尽管推翻清朝的革命已经成功，但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势力，又成了国民党推行新政的对手。为了争夺政权，双方还得长期较量。这种生死攸关的局面，怎么可能靠法律解决呢？必须通过武装起义，为宋教仁讨回公道。
经过一番争论，黄兴最终同意了孙中山提出的发起二次革命的计划。
战争开始后，北洋军的攻势非常猛烈，不到半个月就攻克了江苏徐州、安徽安庆和江西湖口等地，占据了有利的位置。黄兴见大势已去，便没有遵守“死守南京”的命令，悄悄离开了重镇南京。
事后，孙中山非常生气，批评黄兴是逃兵，说这样会让我们失去割据东南的机会。但黄兴辩解说：
我坚持到底，国家可能会受到破坏，即使胜利了，全国也会变得很混乱，还有被帝国主义瓜分的危险。
这件事显示了黄兴既有文人的软弱，也有文人的正义。
他们在中华革命党事件上第三次产生了不同意见。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认为问题出在党员不够听从指挥，于是1914年他创立了中华革命党。这个党的主要原则是所有成员必须无条件服从孙中山的领导，全心全意支持他，并且在孙中山的指导下统一行动。
孙中山为了达到目的，还在党章中明确规定，如果有背叛行为，愿意接受最严厉的惩罚，并要求党员在这些条款上按手印，表示他们愿意遵守承诺。
黄兴对这种事感到很困惑。
黄兴认为，领袖和党员都是革命队伍里的人，政治地位应该是一样的，怎么能说谁忠于谁呢？而且按手印是罪犯承认犯罪行为的方式，怎么能用在高尚的政治活动中呢？
黄兴决定不加入中华革命党，也不接受协理这个职位。
从此，黄兴和孙中山各自走了不同的路。
两年后，黄兴因病去世，那时他才42岁。
黄兴年轻时离世，我认为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对孙中山的做法感到失望，导致心情低落，进而影响了健康。他追求的是合作，而不是简单的服从，是希望实现一种皇帝和士大夫共同治理国家的模式，而不是一味地接受命令。
他与孙中山走向不同道路，这也展现了他作为一个读书人的高尚品格。
黄兴去世后，章太炎在追悼会上送了一副挽联，上面写着：“没有他就没有民国，有历史的地方必定有他的名字。”
确实这样的。
黄兴是孙中山早期最核心的战友之一，没有黄兴的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难以成功；而没有孙中山，中国的民国历史也将改写。
孙中山一生中最大的幸运就是遇到了黄兴。
在中国历史上，如果一个领导者能遇到像黄兴这样的人，那真是非常幸运的事情。比如刘邦有萧何，曹操有荀彧，刘备有诸葛亮，孙中山有黄兴，毛泽东有周恩来，这些都是很好的例子。
这些和黄兴地位差不多的人，不管他们来自哪里、做了多大的成就，最终都是士。
只有士人能甘当无名英雄，永远做别人的助手。
史书会记下领袖们的辉煌，但也不会忽视士人的贡献，这也许就是“有史必有斯人”的另一面吧。
